伤了面子伤里子 杜尔伯特县“三拍工程”如何收局？
2014-06-12 09:54:40   来源：中国网   评论：0 点击：

 　　---黑龙江杜尔伯特县“跨越式发展棚室经济”新闻调查

    自伤面子的“面子工程”

    从黑龙江省会哈尔滨市一路向西，经过“油城”大庆，就进入了位于松嫩平原腹地的杜尔伯特县境内。

    杜尔伯特县拥有我国为数不多的原生态地理地貌，草原辽阔，湿地连片，水网如织，湖泊星罗棋布，是许多大型涉禽和游禽的理想繁殖地，也是多种鸟类南北迁徙的途径和主要停歇地。相较而言，这里的环境开发潜力十分巨大，但也同时警告人们，在当前无处不在的经济开发冲动面前，这种自然环境实际上也是十分脆弱的，经不起任何毫无理由的破坏性开发。

    在通往县城的大道旁边，不时会有大片大片的巳经毁损的钢架塑料大棚废墟物东倒西歪地映入路人的眼帘。这些废弃建筑就是三年前杜尔伯特县以“跨越式发展棚室经济”为由强行上马的棚室，从三年前一哄而上至今，没有利用过一天，反而占压和毁坏了大片的农田，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被询访的当地农民说，这些大棚根本就不适应当地气候，春夏秋三季用不着，而冬季由于气温极低，烧多少煤也不顶用。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实际上早在2011年年底，县里就已经发现建设的这些塑料大棚不适应当地气候，就算建成了也根本没法大范围利用。于是慢慢地上面压力越来越小，到最后就没人管了。那些已建的也就扔在那里，还没建成的，也不再建设。

    当初的建设经费本就没有出处，如今成了这种局面，拖欠的工程款就更没人管了。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典型的由面子工程造成的滥尾工程。杜尔伯特县的领导们好事没作成，还伤了自己的面子，成为了害民工程。

    没能跨越的“跨越式发展”

    2011年，黑龙江杜尔伯特县为了完成上级安排的“跨越式发展棚室经济”的工作目标，要求全县各乡镇集中力量上马建设钢架塑料大棚项目。

    一份杜政办发（2011）4号《杜尔伯特县加快发展棚室经济推进菜篮子工程建设三年规划纲要》的文件显示：要跨越式发展棚室经济，按照“沿路建带、围城建区”的原则，到2013年全县新建棚室3.8万栋，其中2011年1.5万栋，2012年1万栋，2013年1.3万栋。

    文件将任务分解下达到各乡、镇，要求实行一把手负责制，主要领导亲自抓，列入年度目标考核，对推进快、完成任务好的表彰奖励，对工作迟缓、未完成任务的通报批评。由于大棚建设紧紧与各级干部的政绩挂钩，各乡镇为了响应上级政府的号召，也相应地成立了专门班子，进行大棚建设施工的具体落实工作。

    与如此浩大的工程相对应的是建设资金。但是，钱从哪来？文件说：县内各金融机构放宽贷款条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鼓励县乡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商户直接参与棚室建设。县财政给予每栋棚室2000-5000元的补贴。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可以说，这又是一场全民皆兵的经济建设总动员。各级干部出于权责利的综合考量，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投资行为，不少群众也怀着一种期待加入其中。看起来，经济大棚建设的初始动员阶段开展得有声有色，风风火火，良好的整体态势似乎业已形成。于是，随着上级领导一声令下，全县各乡镇一哄而起，全面开花，掀起了一股棚室建设的大潮。

    不过该县属于经济较为落后的农业县，这项总额高达数亿元规模的经济建设规划，决非县财政一家可以解决。所以县财政能够到位的资金支持力度，与工程所需规模完全不成正比，无异于九牛一毛。明眼人都很清楚，由于项目论证不充足，投资效果存疑，所以仅靠社会集资这种方式聚拢起来的“杂牌军”，也根本无法支撑如此高密度的资金投入。

    在有些地方，由于领导动员得力，一些建筑包工队不惜自行垫资，强行推进了一段时间的工程进度，但随着财力的逐渐枯竭无法持续，工程最终半途而废。在更多的地方，甚至还没有掀起建设高潮前的波澜和浪花，工程建设便无声无息地中止了……

    如果说“钱紧”本在决策者的预料之中，那么更严重的情况则明确出乎其意料之外。

    由于当地地处北纬45°至47°的中纬度偏北地区，冬长雪少，天气寒冷，在其它地方普遍流行的“反季节大棚种植”，在当地根本无法形成理想的温室效果！为了达到一般温室的保温效果，就必须通过大棚室内生火炉、室外加保温草席再加保温棉被的方法，来加强温室的二次、三次增温功能。但是，温室外面的保温棉被由于长期暴露，风化破损程度十分严重，寿命最多超不出二年，就须更新一次。而且，每天白天必须将保温草席和保温被全部卷起，夜间再放下盖严，这样一来，前期建设成本和人工费用将迅速增加。

    与寒冷的自然条件进行抗争的后果就是，尽管经过了如此繁琐的技术程序和强化措施，却发现仍然无法抵挡冬季的严寒，根本无从实现温室种植的目的。在连未来的产品市场竞争力必将大打折扣的疑问提出之前，这些经济大棚的命运已昭然若揭！在资金和技术的双重打击下，有些大棚建成即废，更多的则是未成即弃！一处处让人看着心寒的滥尾工程，至今多数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各自未知的命运。

    从后果看，其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受伤的经济和财政，受伤的环境和资源，当然，更受伤的是因为新官不理旧事，被拖欠巨额工程款、数年求告无门的当地农民工兄弟！一些领导一时冲动提出所谓“跨越式发展棚室经济”，从动议到动员到落实到结果，整个工程被称为“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三拍工程”。

    受伤的不只是“面子”

    按照县政府分解下达的指标，连环湖镇2011年的任务是新建棚室1560栋，大棚1300栋，温室260栋。其中，建筑老板徐辉承建了连环湖镇温室32栋、冷棚215栋及其配套工程的建设。总工程款1800余万元全部由徐辉举债垫资，连环湖镇政府除将从县财政争取的300余万元补贴款拨付给徐辉外，余款就再也没有下文。

    在时任领导的好言相劝之下，连环湖镇政府与建筑老板徐辉签定了“连环湖果蔬棚室建设施工合同书”，此后，他一直努力地支撑着工程进度，但不久，资金开始告急。徐辉无奈，只好向社会举借高利贷。一份高利贷清单显示：“在建工程中期(2011年7月份)因连环湖政府资金不到位，工程面临停工。为不延误工期，经连环湖镇领导窦书记同意 (徐辉) 在民间借贷总金额517万元，借贷利息2分利，由连环湖政府承担”。清单由时任连环湖镇长钱俊林签字认可并加盖连环湖镇政府公章。连环湖镇在高利贷清单上的承诺，按民间高利贷利滚利的算法，2011的500万元在2012年时已变为600万元，而到2014年巳达900万元之巨！

    2012底，时任连环湖镇党委书记窦国良、镇长钱俊林均已走人，“新来的王晶书记迟迟不能解决这事儿”，面对连环湖镇的消极态度，面临上有债主索贷，下有民工要钱两难境地的徐辉，为了追回被拖欠的1400余万元工程款和“抬款”利息，从此走上上访之路。

    “关健是垫资的这些钱都是高利贷和拖欠的二百多农民工的工资啊”，徐辉说，我现在是有家不能回，生不如死。二百多农民工兄弟被我害惨了，利滚利高利贷压得我抬不起头，继续这样拖下去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相关领导在工程陷于瘫痪和滥尾之后，大不了拍拍屁股，一走了之，但决策的失败让决策者和当地形象受损极大，给当地社会留下了一系列负面的连锁反应。原连环湖镇党委书记、现已调任杜尔伯特县连环湖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的窦国良说：“我也非常耽心，这事儿一天不解决，这二百多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就是杜尔伯特县的一棵定时炸弹，经不住再为这事儿死人了。”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跨越式发展棚室经济” 从政绩工程到害民工程，为农民和当地财政带来经济收益的设想从何谈起？“徐辉这事儿我很为难，但当时那压力你说不干能行吗?” 窦国良说接受采访时满脸的无奈。缺乏基本的建设资金来源，“没钱也要干大事”这种耐不住寂寞、罔顾民生的执政理念，属于典型的主观冲动和理想主义，注重于愿景而忽视了现实条件，事情的后果，实际上在开始阶段就已注定。“跨越式发展”，本来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本身带有严重的“大跃进”性质，如果再加上行政部门的强力推行，就属于典型的计划经济思路。计划经济的老路给中国业已成造成的历史教训尚历历在目，但似乎从未引起有关部门应有的重视。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跨越式发展棚室经济” 的跨越式思维，名为跨越，实质上是一种思维倒退，倒退的结果就是不但没能实现跨越的目标，还深陷于滥尾泥潭之中不能自拔，沦为了地方经济正常发展的包袱和累赘，不但丢了面子，也丢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里子。

    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社会和谐稳定更加重要。对个别官员而言，面子比里子重要，但对生于兹、长于兹的广大民众而言，生活和生存的里子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经年之日被压垮的的何止工头徐辉？一声声言之无泪的民生控述，不仅在表达着各自的愤怒和不满，更在向社会和未来昭示着种种难以确定的未知结局。

    生命逝去，说法何来？

    2012年6月7日，杜尔伯特县当地农民蒋凤东从他人口中得知，此前的建筑老板徐辉从外地躲债回来了。他讯闻之后丝毫没敢犹豫，二话不说跨上摩托车直接就往县城驰去。

    徐辉是他曾经打工的建筑老板，自己的工资一直被拖欠。他想试试这一回的运气如何，看看能不能找到徐辉，讨到工钱。

    谁曾想，在急急忙忙的行驰途中，心急火燎的蒋凤东忙不择路，竟与一辆大货车意外相撞，横遭惨死！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逝去了，因为他的卑微，有关他的死讯不久就从坊间的言谈和记忆中消失了……

    身为欠债一方的建筑老板徐辉，本来就因为外债压身而不得不常年在外四处躲避。蒋凤东的意外死亡，使他无法置之事外，反让他的处境进一步雪上加霜：他自感对蒋的死亡无法摆脱干系，而且自己似乎就是一个罪人！他抱着一种有愧于人的负罪感，变得更加坐卧不安起来。他认为，有必要给这些跟随自己一起受苦打拼的人们一个说法，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要向造成这一结果的相关方讨一个说法！

    但是，“讨说法”这条路子等于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因为，“讨说法”实际上已经走过了数轮，相关部门和部门领导都曾有过接洽、协商，甚至有过到北京上访的经历，走到今天，农民工蒋凤东连命也搭进去了，却仍然看不到希望。显而易见，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条条大路通罗马”，但通往“一个说法”的大路，在这里却没有了方向---一个卑微生命的逝去，难道唤不来一个明确的说法？

    万般无奈之下，徐辉想到了媒体。在此之前徐辉曾尝试着向法院起诉解决问题，但律师提醒他要告就要中级法院，将县政府也告上法庭。但这种民告官案件的审理必定是一个更加艰辛漫长的过程，而且胜诉了也必定无法执行。徐辉将起诉状递到中级法院，得到立案庭法官同样的"劝解"，只好作罢。

    在见到记者的那一刻，风尘朴朴的他哆嗦着从随身携带的编织袋里捧出一位中年男人的遗像，说这就是被杜尔伯特县连环湖镇政府“三拍”工程---塑料大棚拖欠工资“拖死”的农民工蒋凤东。

    镜框中的蒋凤东显然不是事件当时的应景之照，但正是这种地道的农民形象展现出来的永恒的朴实，更能折射出事件背后的种种离奇和曲折，特别是那双渴望的眼神，似乎对自己的突然离世表达着诸多的不满和无奈---他在等待着什么？又在述说着什么？

    从不断抖动的镜框后面，记者注意到徐辉这个曾经一度意气风发的年青创业者，现在看起来，完全是一幅今不如昔的衰败模样，在满脸的苍桑中，眼睛与眉毛凝重地聚在了一起，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儿……

    “滥尾工程”如何收场？

    记者来到杜尔伯特县政府，试图对时任县领导、也是当时棚室工程负责人的县委书记薛志伟和县长董辉进行采访，但门卫以“领导不在”为由让记者“走人”。几经周折，在另一处办公地与县委宣传部进行接洽，得到采访连环湖镇的安排。

    连环湖镇巩镇长介绍，从县到镇现已在积极协调解决棚室滥尾工程的后续事宜，县领导的意见是要对徐辉的工程施工账目进行官方审计，然后根据审计结果进行处理。至于时间，没有明确的说法。

    巩镇长说，当初上这些棚室项目，主要是迫于上级的压力，省里压市里，市里压县里，县里压镇里，一级一级往下压。作为下级只有遵命行事的份儿。造成这个严重的后果，实在不是他们这个级别的干部能够左右的。由于连环湖镇自身经济收入有限，以一镇之力显然无法承担徐辉工程款的还款要求，所以只有县财政出面方有解决的可能。

    巩镇长针对棚室保温性能这个关键争议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特别强调，有关“无法适应当地气候”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些项目只要保温作好了，还是具有一定可行性的。他列举了自己此前曾经担任过基层干部的一心乡的事例，说那里至今仍有许多经济大棚在正常经营，而且还开发了农家乐之类的农业观光旅游、采摘项目，农民收入颇丰。所以，有些在2011年的经济大棚建设中废弃的棚室也在试图进行功能转化，有少数“改行”办起了“农家乐”项目。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后来记者进行现场调查发现，大多数的棚室由于离路边稍远，或是因为需要转化数量太多而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更多的人则还是认为，根本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反季节种植和销售这种可能，好一些的，也只能是提前半季上市，但也多限于与旅游采摘相关的精细类作物，与当初计划大规模上马的棚室经济所定位的蔬菜基地概念，完全是两回事儿。

    官方说法与民间说法从始至终存在着明显的对立。那么到底是因为资金不足而使项目下马流产，还是因为项目本身天然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技术障碍？但无论如何，农民工兄弟们的血汗付出是到了该有一个说法的时候了。

    记者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杜尔伯特县宣传部门的书面回复，但截止发稿，仍然沓无音讯。

    如何hold住权力的过度“自信”？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强调：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要更加强化问题导向，不等不靠，立行立改，对拖欠群众钱款等问题要开展专项治理，属实的要立即加以解决。

    黑龙江杜尔伯特县的“跨越式发展棚室经济”的尝试，最终以失败造终，而且，失败还远远没有结束。既然失败已不可避免，则减小失败对社会和民众造成的伤害，仍是时下各级部门可行之事。让人不解的是，当工程已经滥尾，当民生尚显艰难之时，面对自身的决策失误，为什么竟没有一个相关领导出面承担责任，给那些深受其害的民众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多少年来，由长官意志决定的以政绩工程为出发点的“三拍工程”，往往多是是官员们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其后果最容易沦为滥尾工程和害民工程。这样害人害己的面子，不要也罢；这样的害民工程，不上马就是最大的行善！

    如果硬要说这只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失误和代价，就显然过于放大和扭曲了改革的本义和内涵。因为改革本来就是一个理性施政和惠及民生的过程，而不是重新回到激情主义的大跃进时代；如果说决策者是以民生为出发点，而不遗余力甚至是不惜劳民伤财地强行开展工作，则这种闭门造车式的执政风格唯有走向害民工程的死路。

    权力本不需要过度的自信，但想一想当初的决策过程，不难发现一切皆碍于现有的权力模式之缚，根本无法在动议阶段即使权力的大脑及时进入科学合理的论证程序，而只能眼巴巴看着决策者犯错误。也正因为同样原因，在出现了决策失误并造成不良后果之后，也同样难以走向一个正常的处理程序，而任由权力继续在它方张扬，受害的民众则唯有无声地叹息。

    要想管住过于自信的权力，最好的办法是让权力进入程序的笼子，虽然会因此多了一些看似繁琐的过程，但这个低效却换来更多的高质量决策，其后期的综合收益是显而易见的。(金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