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遍地的国度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度
2017-08-02 17:50:05   来源：澎湃新闻   评论：0 点击：

　　看词语解释，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合在一起，就是指才能勇武、品德高尚的人。英雄者，有凌云之壮志，气吞山河之势，腹纳九州之量，包藏四海之胸襟！肩扛正义，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

　　用句比较浅白的话，英雄是指在普通人中间有超出常人的能力的人，他们能够带领人们做出巨大的对人们有意义的事情，或者他们自己做出了重大的事情。

　　关于英雄，有俩句话常被人们说起，一句是“时势造英雄”，另一句是“乱世出英雄”。窃以为，这两句话，道尽英雄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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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中外，描写英雄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三国演义》就是一部英雄赞歌，书中有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赚城斩车胄》，写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谈论天下英雄。在曹操眼里：“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够得上这个标准的，普天下只有他和刘备二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这种英雄观，在欧洲启蒙思想和人文主义兴起之前，一直占据社会主流地位。

　　纵观历史，和这种英雄相伴始终的，是无尽的杀戮、流血，是累累白骨撑起一个个伟大的英雄，故诗云“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就是“乱世出英雄”的真谛。就拿英雄辈出的三国时期，全国人口为魏504万，吴256万，蜀128万，合计890万，与东汉时期5000万人口比较，消亡十之八九。当我们在影视中津津乐道关公“千里走单骑”，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孙刘联军火烧赤壁这些千古传颂的故事时，背后是多少小民的血泪生死啊。而史书对这些小民的描写，不过三五字：“城破，尽屠之。”“败，屠二十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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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启蒙思想传播，人文主义兴起，关注个体，关注普通人逐渐成为主流，帝王将相逐渐退去，普通民众、小人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种思潮演变，在文学作品里有着生动地彰显。金庸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就对何为英雄有过精彩的描述：

　　成吉思汗勒马四顾，忽道：“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

　　郭靖沉吟片刻，说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

　　成吉思汗淡淡一笑，一张脸全成蜡黄，叹道：“我左右之人，没一个如你这般大胆，敢跟我说几句真心话。”随即眉毛一扬，脸现傲色，朗声道：“我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依你说竟算不得英雄？嘿，真是孩子话！”在马臀上猛抽一鞭，急驰而回。

　　当晚成吉思汗崩于金帐之中，临死之际，口里喃喃念着：“英雄，英雄……”

　　开疆扩土，南征北战，类似秦皇汉武，算不得英雄，这是金庸英雄观的进步之处。与金庸相比，国人的英雄观则要落后腐朽得多。张艺谋的影片《英雄》，把早就被历史定格为暴君的秦始皇描写为大英雄；小说《狼图腾》推崇杀戮、残暴的“狼性”，无不是这种陈腐的英雄观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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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是金庸，虽然其英雄观有值得赞叹之处，但仍然落后于时代，这在《射雕英雄传》结尾处另一段描写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郭靖问丘处机：“但想当今之世，江湖好汉都称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人武功最强。弟子仔细想来，武功要练到这四位前辈一般，固是千难万难，但即令如此，于人于己，又有甚么好处？”丘处机呆了一呆，说道：“黄药师行为乖僻，虽然出自愤世嫉俗，心中实有难言之痛，但自行其是，从来不为旁人着想，我所不取。欧阳锋作恶多端，那是不必说了。段皇爷慈和宽厚，若是君临一方，原可造福百姓，可是他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隐居，亦算不得是大仁大勇之人。只有洪七公洪帮主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我对他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华山二次论剑之期转瞬即至，即令有人在武功上胜过洪帮主，可是天下豪杰之士，必奉洪帮主为当今武林中的第一人。”

　　在丘处机看来，也就是金庸看来，洪七公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当得起英雄二字。其实，洪七公也是这样看自己的。洪七公怒斥裘千仞：“不错。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

　　少年时看这段文字，感觉痛快淋漓，快意恩仇，拍案叫绝。现在长大了，再看这段话，第一反应是脊背发凉，额头冒汗，脸色惨白。害怕之余，暗自庆幸自己没和洪七公生活在一起，否则哪天不小心，干了点坏事，就被洪帮主给“卡巴拉碴”了。

　　书中裘千仞发出这样的疑问：“你们凭甚么杀我？”其实我也想问一问，你洪七公有什么权力要杀裘千仞，有什么权力杀死二百三十一人呢？

　　可能有人要反问了，洪七公不是说了吗？“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

　　我接着要问，你洪七公区分好人、恶徒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个标准是你洪七公自己订立的，还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即使真是一个恶徒，又有谁给了你结束他性命的权力？

　　把英雄的寄托和渴望从帝王将相转到侠义之士，从庙堂转到江湖，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在中国，江湖文化从来就是庙堂文化的补充。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江湖好汉们，固然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是社会正义、良知的代表，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普通小民对正义、公平的渴望，对维护自身权利的幻想。但现实是，大侠们是完成不了消除两极分化，贪富不均，官民对立，民不聊生的社会重任的。依靠大侠，依靠暴力，依靠杀富济贪，是不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的。正如依靠“清官”是不能保护普通老百姓的命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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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讲的是一个老牛仔和一个小警官的故事。

　　在荒凉的西部小镇，老牛仔一辈子都在维护正义，打击恶徒，保护良善。后来，一个年轻的警官来到小镇，他坚决反对老牛仔的做法，不厌其烦地向小镇居民宣传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任何人犯了法，只有法律才能制裁他，即使是为了维护正义而动用私刑，同样也是犯罪，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经过千难万苦，最终小镇居民接受了这位警官和他的法治观念，一个新的时代从此诞生了。影片结尾，老牛仔感慨万千地把用了一辈子的左轮手枪扔进了山谷，骑着马消失在黄昏的阳光中。

　　是啊，英雄的时代结束了，大侠的时代结束了，平民的时代降临了，法治的时代降临了。

　　不要去讴歌什么英雄了，只有普通百姓，千千万万个普通百姓，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作者：逆行斋主人作者公号：政史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