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農村因化工污染成“癌症村” 80%逝者患癌症
2013-03-04 14:16:22 来源:企业党建 评论:0 点击:
原標題:毒氣彌漫廢水橫流草木不生村裡80%逝者都得過癌症……
1867個村民有1801人簽字請願依法抗爭
安徽仇崗:一個村庄是如何向污染化工企業說不的
在61歲的安徽蚌埠仇崗村村民張功利的夢裡,鮑家溝已經流淌了61年。
他能感到水花濺在臉上的清涼:童年的夏天,他一個猛子就扎下鮑家溝,洗澡、游泳,摸上來成串的魚蝦。扑面而來的死亡氣息,也曾令他窒息:2004年,被化工廠污染的鮑家溝渾濁不堪,此后幾年間,仇崗更成了人們談之色變的“癌症村”……
讓他欣慰的是,經過他與其他1800多個村民5年的不懈抗爭,終於成功地讓村裡的3家化工廠遷移。
今年2月,一份由公益環保組織繪就的“中國癌症村地圖”在網上流傳。都市快報記者來到仇崗,重新探尋這個曾經的“癌症村”維權成功的密碼。
在張功利家抬頭就能看到的那根化工廠大煙囪,曾經困擾村民多年。記者陳中秋攝
村裡80%的逝者是癌症患者
2004年,張功利喂豬耕地的平靜生活被打破了。
先是在夜裡,刺鼻而怪異的空氣,像無孔不入的蛇鑽入夢境。被驚醒的張功利知道,離他家60米的化工廠,又開始偷偷排放廢氣了。
白天也好不到哪去,“眼睛被熏得睜不開,成天‘水汪汪’的”。
村裡人認為,罪魁禍首,是離張功利家一牆之隔、已在仇崗存在了30多年的國營蚌埠市農藥廠,這家工廠經過私人改制,成為佔地120畝、每年銷售收入達5億元的九採羅化學有限公司。在一些專業網站上,九採羅被稱為國內乃至亞洲最大、專業生產3,4-二氯苯胺(有劇毒)等有機化工中間體的龍頭企業。
無奈之下,和其他村民一樣,張功利在門縫裡釘上黑色的橡膠條。無論白天黑夜,始終大門緊閉。
一些令人揪心的變化是:靠近化工廠的青苗被燒死了,桃樹不結果了,小時候游泳摸魚的鮑家溝,流淌著紅中泛黑的廢水,漂浮著大團大團的沉澱物……
更令仇崗1867個村民感到害怕的,是死亡似乎一步一步地逼近他們。
兩個孩子,在放學路上撿了化工廠扔出來的紙箱。他們不知道裡面盛裝的是硫酸瓶,不明所以地倒出一點硫酸玩,結果手被灼燒潰爛。
癌症和其他“怪病”,像瘟疫一樣,在人群中“傳染”開來,其中不少患者還正值盛年。
村裡每去世一個人,年近90歲的村民王宗英就在家裡的牆壁上,用粉筆添上一道杠。起初,這樣的記錄只是出於好奇,可三年間,她家斑駁的牆壁上,一共密密麻麻地劃了53道杠。有村民做了統計,其中80%的逝者,都是癌症患者。
全長15.2公裡的鮑家溝,沿途住著4萬多個村民。有村民花了大價錢,舉家遷往城裡住。不能走的村民,內心則有些淒惶。他們不知道,厄呦乱淮问欠駮蹬R在自己身上。“我們村裡很多人都說,很后悔生在這個地方,可是我們沒法選擇。”張功利說。
沒辦法走,又不甘心坐以待斃,隻有初中文化的張功利,開始踏上環保維權之路。
兩次官司敗訴
張功利買來一些法規政策的書籍,借助新華字典研讀起來。
敬畏法律力量的張功利,先是找到當時環保局的工作人員,訴說村裡的空氣如何刺鼻,水質如何惡劣,可是,工作人員的一句話就把他“噎死”了:“你們村裡的空氣,含有哪些有害物質?水源又是被什麼物質污染的?”
他也開始頻繁地撥打環保監察熱線。呼吸著刺鼻的空氣,態度好的工作人員,也只是提醒化工廠老板幾句“以后注意”,就算完成任務了。
眼看著這條路走不通,2004年和2005年,張功利兩次將化工廠告上法庭。
第一次出庭,張功利蒙了。他隻有自己摸索著寫出一紙訴狀,而對方擁有專業律師、蓋著大印的營業執照、名頭赫赫的榮譽証書……
第二次出庭,張功利拉上3個村民給自己壯膽,他們希望法官能聽聽自己的現身說法,但對方的律師,要求他們出示証據、化驗單、相關檢測報告……“我們沒有錢買設備,也不懂知識技術,怎麼檢測?”張功利又傻眼了。
他隻能阿Q式地安慰自己:“我打一次官司,隻花400元訴訟費,他們要請律師,說不定還要上下打點,起碼得花上萬元,這麼說來,我不虧。”
讓他感到些許支持的,是環保法規裡的一條“硬杠杠”:危險化學品不能在距離居民住宅1000米以內的地點生產,而九採羅的選址,明顯與之相悖。
有報道說,在全國其他一些“癌症村”,許多村民也踏上了艱難的自我救贖之路:北京市順義區木林鎮后王各庄村民孔凡國,挨家挨戶調查登記,寫出七八公斤重的調查材料,但《后王各庄村癌症病因調查表》仍在不斷加長﹔河南沈丘孫營村的村民孫振雨,想通過“神”的力量讓鄉親們擺脫癌症折磨。他籌了2500元錢,修復了村裡的華佗廟。每逢初一、十五,華佗廟裡的香火就特別旺。但令人感到諷刺而唏噓的是,2003年,華佗廟重修后四年,孫振雨的妻子得了偏癱,連塑華佗像的匠人,也因癌症去世了。
40多個小學生寫建議書給環保局局長
隨著時間推移,一方面,因為自學法律,率先抗爭,張功利在村子裡說話有了分量﹔可投訴無門,官司屢敗,他的維權似乎陷入了死胡同。
如今回憶起來,張功利說,那些年,他幾乎沒有睡過一天安穩覺。家裡的農事,全都壓在比他小一歲的妻子身上。
新生命不斷誕生,張功利家陸續添了幾口人。這成為妻子支持張功利的動力。“你要不鬧(維權)了,我帶女兒去鬧(維權)。”這個從來沒有因丈夫維權吵過架的農村婦女,指了指孫女,“我們這輩子算是無所謂了,可他們還小,我們不能讓他們在這樣的環境裡長大。”
轉折在不經意間到來。2007年,安徽省環保組織“綠滿江淮”的成員來到仇崗調研,幫助仇崗村民收集污染証據。這群年輕人也給張功利帶來了不一樣的視野。他們告訴張功利和其他村民,激化矛盾於事無補。環境維權,應該在法律框架內,以溫和、理性的方式進行。
張功利細細咀嚼著這些年輕人的話,也開始接受專業的法律維權知識。他花了100多元,買來一台傻瓜膠片相機,用來收集化工廠污染的証據。包括后來與化工廠“和談”,張功利也堅持要求拍下他們的談判過程。
2007年4月,仇崗小學五年級語文老師張連紅給學生布置了一道作文題,要求他們寫一篇建議書。
張老師將所有建議書收上來后,發現全班60多個孩子,有40多個孩子不約而同地把建議書寫給了蚌埠市環保局,建議環保局採取措施,解決仇崗的污染問題。
孩子們也許不知道環境污染意味著什麼,也提不出什麼像樣的措施,可他們記得,有時遇上陰天,化工廠飄來的氣味久久不散,他們隻好捂著鼻子上課﹔2006年7月,化工污水侵入校園,污水退去后,校園內的樹木相繼枯朽。
志願者們把孩子們的作文送到環保局,安徽發行量最大的都市報也很快報道了此事。此后,不斷有媒體記者到來,調查當地污染情況。張功利接受了越來越多的訪問,儼然成了仇崗的“新聞發言人”。
張功利后來聽說,當時,有新華社的記者寫了內參,呈給國家領導人。隨后,國家環保總局派駐的暗訪檢查組來到仇崗。
村民向環保局官員下跪
2007年5月,鮑家溝下游的衛東村村干部張淑德(音),帶著村民,向國家環保總局的暗訪檢查組跪下了。
下跪的村民說,他們奔走呼號多年,但根本解決不了當地日益嚴重的污染問題。他們的訴求隻有一個:治污!
檢查組更發現,蚌埠市5個排污通道中,水質全部超標。
2007年7月3日,時任國家環保總局新聞官的譚莉娟,向媒體講述了村民下跪一事。此后,輿論嘩然。
有評論說,下跪是中國環保最真實的困境,不堪忍受的村民起來“反抗”了,可他們維權無門,下跪成了唯一的籌碼﹔還有評論直指,該下跪的,是那些失職官員。
當天,被媒體稱為“潘旋風”的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痛陳環保治理困局,並向媒體公布環保總局的“殺手?”:即日起,對長江、黃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環境污染嚴重、環境違法問題突出的6市2縣5個工業園區實行“流域限批”。曾被稱為“淮河明珠”的蚌埠市位列其中。
流域限批的意思,是停止審批這些地方境內或所屬的除循環經濟類項目外的所有項目,直到它們的違規項目徹底整改為止。
環保總局的“殺手?”,果然震動了整個蚌埠。時至今日,蚌埠市的官員,更習慣於將“流域限批”稱為“環保風暴”。現任長淮衛鎮黨委書記、時任長淮衛鎮鎮長的李含琨說,除了市裡的主管官員被免職,龍子湖區一個剛剛分管環保僅10多天的副區長,本來被提拔為蚌埠團市委書記已是“板上釘釘”,結果因為這場“風暴”,被處以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此后,蚌埠市成立了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市環保局、監察局對蚌埠18家存在環境違法的企業聯合挂牌督辦,蚌埠市司法部門對鮑家溝上游的4家違法排污企業進行司法調查。九採羅和仇崗另一家化工企業的企業法人,因“排放有毒有害物質”,被處以行政拘留15天。
1867個村民有1801個按了手印
幾年來的漫漫維權路,讓張功利擔心,像九採羅這樣“有背景”的企業,可能在“風暴”過后重新上馬。於是,他字斟句酌,給蚌埠市市長寫了一封信。
2007年7月的一個晚上,在燈光昏暗的村委會會議室,仇崗前任村主任拿著一份文稿,向在場村民大聲宣讀:“尊敬的市長和各級領導,為了社會和諧及幾萬人民的安全,我們強烈呼吁化工廠轉產!我們寧願捐錢幫助它轉產!”
接著,村民們一一在文稿后,按上鮮紅的手印,包括當時村委會的一些干部。
“仇崗當時有1867個村民,有1801個人簽了名!”說起當年的這一幕,張功利說,廣泛的“公眾參與”,是他們維權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
他也記得,那天晚上,他高舉著《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04年3月10日),國家主席胡鍧谥v話中提到,將對污染環境者嚴懲不貸,張功利像握住了堅定不移的真理一樣,慷慨激昂地告訴村民:“這是國家領導的話!”
在給市長的一封信上聯名簽字的那天晚上,張功利與家人一夜無眠。
磚頭像雨點一樣,越過他家的圍牆和小院,重重砸向玻璃窗。
更令人揪心的是,其中還夾雜著此起彼伏的槍聲……
“你可別把我們逼急了”
誰是幕后的主使者,似乎不言而喻。有人問張功利,你害怕嗎?張功利笑笑,搖搖頭:“我就一條不值錢的命,他們(主使者)的命,可比我值錢多了。”
2007年,曾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短片獎的楊紫燁來到村中。她沒有說明來意,只是默默記錄下村民們環保維權的過程,其中特別把鏡頭對准“帶頭人”張功利。
化工廠的老板,開始來張功利家裡拜訪。張功利說,有一年過年,對方帶著禮品來到家裡,還恭敬地喊他“張叔”,但他把對方勸退了。
“我對他說,錢掙多少算是多呢,差不多就行了。再說,要是昧著良心、損害老百姓的健康來掙錢,你們能心安理得嗎?”
張功利也見過,原本與他同一個陣線的村民,中途退出了。有的是因為受了恐嚇,有的則是因為金錢收買。有人問張功利:“你是帶頭人,人家肯定會給你更多的錢吧?”
張功利擺擺手,瞪大眼睛:“是錢重要呢,還是命重要呢?這可關系到全村老老少少的命呢。”
還有一次,張功利騎著電瓶車去城裡買豬飼料,化工廠的人一直跟著他,還放出狠話:“你可別把我們逼急了,狗急了還跳牆呢!”
張功利昂起頭:“我們早就被你們逼得跳牆了!”
小作坊放狗追咬治污官員
2007年,和張功利一樣,剛調任長淮衛鎮鎮長、“臨危受命”治理環保的李含琨,也開始了和化工廠的抗爭。
說起2007年的“環保風暴”,他記憶猶新。不過,“環保風暴”刮到蚌埠,李含琨多少覺得有些“倒霉”:“2004年,蚌埠市第二污水處理廠已經開始在仇崗征地,2007年正准備投入使用,沒想被逮住了,就趕得這麼巧。”
安徽蚌埠,流經仇崗村的鮑家溝沿線環境有了明顯改善,已有村民在河邊洗菜。記者陳中秋攝
兩家大型化工廠之外,仇崗還存在著30多家“十五小”(小電鍍廠、冶煉廠等的統稱)家庭作坊式排污企業。李含琨說,清理這些小作坊,和他們採取“非常手段”不無關系。
李含琨說,當時一位鎮黨委副書記,帶隊強制取締仇崗村一家小濾清器作坊時,被對方放出自家大狼狗追咬。他得知后,親自上陣,掄起木棍打跑了狼狗。為了保險起見,此后,常有佩槍的民警跟著,一起強制關停排污小作坊。
還有一次,為了關閉一家小電鍍廠,李含琨親自去做工作。本來這家廠答應得好好的,說第二天就關門。不料,第二天,李含琨去現場一看,電鍍廠還干得熱火朝天。“還有一隻大狼狗對著我叫,氣得我一腳把磅秤跺斷了,”李含琨說,“那可是實打實的鐵家伙”。
當時,狼狗被嚇得一聲不叫地躲進窩裡,李含琨的左腳也因此受了傷。
張功利承認,他們維權能最終取得成功,國家政策的改變、政府的態度也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隻有政府的決策好了,環保治污才能像螺絲一樣,越擰越緊,越擰越緊。”
村民在區政府門前拉起橫幅
2007年底,化工廠停工了,還賠償了村民損失。張功利過了一段舒心的日子。並且,因為在環保維權方面的突出表現,他被評為“CCTV2007年三農熱門人物”。捧著大紅証書,張功利驚喜不已,這也讓還在維權的他信心大增。
可是,2008年2月的一天清晨,剛起床的張功利發現,化工廠的煙囪,又開始往外噴出濃濃的黑煙了。化工廠還貼出告示,經政府同意,化工廠正式恢復生產。
因為憤怒,也因為害怕化工廠卷土重來,張功利組織了上百人,“全是勞動力”,到區政府門前拉起橫幅,要求化工廠盡快停工。
對於這件事,李含琨和張功利有著不一樣的說法。
李含琨說,當時是2007年年底,雙方並沒有發生沖突,事件的起因,只是因為鎮政府和村裡人溝通不到位。“當時已經通知企業限期搬遷,也通報給了村裡,但村裡可能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后來我們拿出通知給村民一看,他們看到上面寫明,化工廠將限期搬遷,就各自回家了,啥事都沒有。”
張功利則說,那一天,看到他拿著相機拍攝,長淮衛鎮一個主要領導去搶他的相機。其他村民不干了,打了這位領導。
回憶起來,張功利承認,他們當時的行為有些過激了。他認為,沖突不是最有效的環保維權方式。
“化工廠不搬我辭職回家”
2008年11月,眼看著化工廠仍像鐵板一塊,張功利開始籌措起經費。“每戶不許給多,一塊、三塊、五塊都可以,關鍵是要人人參與,爭取大家的支持。”他一點一點地籌集了三千多元。
“這筆錢有兩個用途,要是化工廠還不關,我就去北京上訪,拿這筆錢作路費﹔要是化工廠關了,就拿這筆錢做面匾額,送給咱們蚌埠市的環保局長。”
匾額上寫些什麼,張功利想了好久。“要寫感謝政府,總覺得有些別扭,因為,關停化工廠,本來就是我們應得的權益。”最后,張功利還是把“感謝政府”寫在了匾額上。
環保局局長勸張功利,匾額也不必送了:“老張,很慚愧讓你們受了這麼多年的委屈,這是我們虧欠大家的,我們還是低調一點吧。”
他還對張功利拍了胸脯:“你放心,到期了化工廠一定會搬,他們不搬,我這個環保局長就辭職回家。”
2008年12月20日,懷揣著矛盾心情的張功利起了個大早,他看見,化工廠的煙囪仍在冒著黑煙。“我就站在家門口看著,看著,生怕那一天化工廠停不了工。”
好在,那一天上午7點,張功利看著區裡來了6部車,強行對化工廠拉閘停電。滾滾的黑煙、污濁的廢水,終於偃旗息鼓。一家化工廠的老板轉行去養豬,九採羅則遷入了十幾公裡以外的化學工業園區。
張功利說,那一天,沒有歡呼、沒有慶功,畢竟這一天,他們已等了太久。
有媒體評價說,在村民與工廠長達近5年的對峙中,他們以傳統的智慧和現代的理性,引入了媒體、民間環保組織乃至政府的力量,學會了用法律、請願以及施壓的方式來保護自己的環保權益。張功利和村民的勝利,是一個中國農村成功公共參與環境維權的故事。
上奧斯卡影響國家形象了
2011年,楊紫燁以仇崗村民環保維權為主題的《仇崗衛士》,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短片獎提名。已恢復平靜的仇崗,再次被推往風口浪尖。仇崗因此成了許多蚌埠官員眼裡“特殊”的地方。
“仇崗村、鮑家溝都上奧斯卡,影響到國家形象了,還不夠特殊嗎?國家、省裡很重視。國家環保部、省環保廳給了專項資金,定期來驗收。”已任職長淮衛鎮黨委書記的李含琨說。
仇崗也再次成為媒體焦點。李含琨說,從來到長淮衛鎮至今,他至少接待過國內外幾百家媒體。“瑞士、英國、美國、意大利、日本,國內的媒體就更不用說了,有時一天就來十幾家。”
讓他記憶猶新的,是其中兩次喝涼水的經歷。
一次,一個跟蹤採訪的記者問李含琨:“你是鎮長?鮑家溝的水真的達標了嗎?”
李含琨回答:“環保部門說是達標了。”
那個記者立即掏出一個瓷碗來,對李含琨說:“你喝一碗試試。”
李含琨當即從鮑家溝裡盛上來一碗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
還有一次,是在村民家裡。一位記者想知道,受到污染的地下水是否得到根本改善,請李含琨喝一杯井水。李含琨二話沒說,又喝了一杯。“因為我有自信,化工企業關停及水源整治之后,水質確實達標了。”
“仇崗發生這麼多事,是我們蚌埠市在環保問題上的一個恥辱。至今還是個傷疤,傷口剛愈合再揭開,很疼啊!原則上,我們不會揭開這個傷疤,但並不代表我們會忘了它。”李含琨說。
水泥路比城區厚4厘米
2013年2月28日,行走在仇崗村,許多人驚訝地發現,這裡早已“鳥槍換炮”。過去坑坑窪窪的土路,如今已被寬敞的水泥路面代替﹔鮑家溝如今又有了水鳥棲息,魚蝦游弋。
“看見沒,井蓋下面就是窨井,各家各戶的生活廢水直接通過地下窨井,排到旁邊的蚌埠市第二污水處理廠,城市裡也不過這樣。”李含琨跺跺腳下的窨井蓋說,他們把壞事變成好事,仇崗算是“因禍得福”了。
“為了他們村,可是花了大價錢了。”一個仇崗村的包村干部說。
“其他村也有村村通工程,但沒有哪個像仇崗這樣,村裡9條主路支路全部是水泥路,通到每戶家門口,僅這一項就花了400多萬元。”另一位包村干部說,上面對仇崗村很重視,“水泥路比市區修得都好,城區路面厚度才20厘米,仇崗的是24到25厘米。”
1867個村民有1801人簽字請願依法抗爭
安徽仇崗:一個村庄是如何向污染化工企業說不的
在61歲的安徽蚌埠仇崗村村民張功利的夢裡,鮑家溝已經流淌了61年。
他能感到水花濺在臉上的清涼:童年的夏天,他一個猛子就扎下鮑家溝,洗澡、游泳,摸上來成串的魚蝦。扑面而來的死亡氣息,也曾令他窒息:2004年,被化工廠污染的鮑家溝渾濁不堪,此后幾年間,仇崗更成了人們談之色變的“癌症村”……
讓他欣慰的是,經過他與其他1800多個村民5年的不懈抗爭,終於成功地讓村裡的3家化工廠遷移。
今年2月,一份由公益環保組織繪就的“中國癌症村地圖”在網上流傳。都市快報記者來到仇崗,重新探尋這個曾經的“癌症村”維權成功的密碼。
在張功利家抬頭就能看到的那根化工廠大煙囪,曾經困擾村民多年。記者陳中秋攝
村裡80%的逝者是癌症患者
2004年,張功利喂豬耕地的平靜生活被打破了。
先是在夜裡,刺鼻而怪異的空氣,像無孔不入的蛇鑽入夢境。被驚醒的張功利知道,離他家60米的化工廠,又開始偷偷排放廢氣了。
白天也好不到哪去,“眼睛被熏得睜不開,成天‘水汪汪’的”。
村裡人認為,罪魁禍首,是離張功利家一牆之隔、已在仇崗存在了30多年的國營蚌埠市農藥廠,這家工廠經過私人改制,成為佔地120畝、每年銷售收入達5億元的九採羅化學有限公司。在一些專業網站上,九採羅被稱為國內乃至亞洲最大、專業生產3,4-二氯苯胺(有劇毒)等有機化工中間體的龍頭企業。
無奈之下,和其他村民一樣,張功利在門縫裡釘上黑色的橡膠條。無論白天黑夜,始終大門緊閉。
一些令人揪心的變化是:靠近化工廠的青苗被燒死了,桃樹不結果了,小時候游泳摸魚的鮑家溝,流淌著紅中泛黑的廢水,漂浮著大團大團的沉澱物……
更令仇崗1867個村民感到害怕的,是死亡似乎一步一步地逼近他們。
兩個孩子,在放學路上撿了化工廠扔出來的紙箱。他們不知道裡面盛裝的是硫酸瓶,不明所以地倒出一點硫酸玩,結果手被灼燒潰爛。
癌症和其他“怪病”,像瘟疫一樣,在人群中“傳染”開來,其中不少患者還正值盛年。
村裡每去世一個人,年近90歲的村民王宗英就在家裡的牆壁上,用粉筆添上一道杠。起初,這樣的記錄只是出於好奇,可三年間,她家斑駁的牆壁上,一共密密麻麻地劃了53道杠。有村民做了統計,其中80%的逝者,都是癌症患者。
全長15.2公裡的鮑家溝,沿途住著4萬多個村民。有村民花了大價錢,舉家遷往城裡住。不能走的村民,內心則有些淒惶。他們不知道,厄呦乱淮问欠駮蹬R在自己身上。“我們村裡很多人都說,很后悔生在這個地方,可是我們沒法選擇。”張功利說。
沒辦法走,又不甘心坐以待斃,隻有初中文化的張功利,開始踏上環保維權之路。
兩次官司敗訴
張功利買來一些法規政策的書籍,借助新華字典研讀起來。
敬畏法律力量的張功利,先是找到當時環保局的工作人員,訴說村裡的空氣如何刺鼻,水質如何惡劣,可是,工作人員的一句話就把他“噎死”了:“你們村裡的空氣,含有哪些有害物質?水源又是被什麼物質污染的?”
他也開始頻繁地撥打環保監察熱線。呼吸著刺鼻的空氣,態度好的工作人員,也只是提醒化工廠老板幾句“以后注意”,就算完成任務了。
眼看著這條路走不通,2004年和2005年,張功利兩次將化工廠告上法庭。
第一次出庭,張功利蒙了。他隻有自己摸索著寫出一紙訴狀,而對方擁有專業律師、蓋著大印的營業執照、名頭赫赫的榮譽証書……
第二次出庭,張功利拉上3個村民給自己壯膽,他們希望法官能聽聽自己的現身說法,但對方的律師,要求他們出示証據、化驗單、相關檢測報告……“我們沒有錢買設備,也不懂知識技術,怎麼檢測?”張功利又傻眼了。
他隻能阿Q式地安慰自己:“我打一次官司,隻花400元訴訟費,他們要請律師,說不定還要上下打點,起碼得花上萬元,這麼說來,我不虧。”
讓他感到些許支持的,是環保法規裡的一條“硬杠杠”:危險化學品不能在距離居民住宅1000米以內的地點生產,而九採羅的選址,明顯與之相悖。
有報道說,在全國其他一些“癌症村”,許多村民也踏上了艱難的自我救贖之路:北京市順義區木林鎮后王各庄村民孔凡國,挨家挨戶調查登記,寫出七八公斤重的調查材料,但《后王各庄村癌症病因調查表》仍在不斷加長﹔河南沈丘孫營村的村民孫振雨,想通過“神”的力量讓鄉親們擺脫癌症折磨。他籌了2500元錢,修復了村裡的華佗廟。每逢初一、十五,華佗廟裡的香火就特別旺。但令人感到諷刺而唏噓的是,2003年,華佗廟重修后四年,孫振雨的妻子得了偏癱,連塑華佗像的匠人,也因癌症去世了。
40多個小學生寫建議書給環保局局長
隨著時間推移,一方面,因為自學法律,率先抗爭,張功利在村子裡說話有了分量﹔可投訴無門,官司屢敗,他的維權似乎陷入了死胡同。
如今回憶起來,張功利說,那些年,他幾乎沒有睡過一天安穩覺。家裡的農事,全都壓在比他小一歲的妻子身上。
新生命不斷誕生,張功利家陸續添了幾口人。這成為妻子支持張功利的動力。“你要不鬧(維權)了,我帶女兒去鬧(維權)。”這個從來沒有因丈夫維權吵過架的農村婦女,指了指孫女,“我們這輩子算是無所謂了,可他們還小,我們不能讓他們在這樣的環境裡長大。”
轉折在不經意間到來。2007年,安徽省環保組織“綠滿江淮”的成員來到仇崗調研,幫助仇崗村民收集污染証據。這群年輕人也給張功利帶來了不一樣的視野。他們告訴張功利和其他村民,激化矛盾於事無補。環境維權,應該在法律框架內,以溫和、理性的方式進行。
張功利細細咀嚼著這些年輕人的話,也開始接受專業的法律維權知識。他花了100多元,買來一台傻瓜膠片相機,用來收集化工廠污染的証據。包括后來與化工廠“和談”,張功利也堅持要求拍下他們的談判過程。
2007年4月,仇崗小學五年級語文老師張連紅給學生布置了一道作文題,要求他們寫一篇建議書。
張老師將所有建議書收上來后,發現全班60多個孩子,有40多個孩子不約而同地把建議書寫給了蚌埠市環保局,建議環保局採取措施,解決仇崗的污染問題。
孩子們也許不知道環境污染意味著什麼,也提不出什麼像樣的措施,可他們記得,有時遇上陰天,化工廠飄來的氣味久久不散,他們隻好捂著鼻子上課﹔2006年7月,化工污水侵入校園,污水退去后,校園內的樹木相繼枯朽。
志願者們把孩子們的作文送到環保局,安徽發行量最大的都市報也很快報道了此事。此后,不斷有媒體記者到來,調查當地污染情況。張功利接受了越來越多的訪問,儼然成了仇崗的“新聞發言人”。
張功利后來聽說,當時,有新華社的記者寫了內參,呈給國家領導人。隨后,國家環保總局派駐的暗訪檢查組來到仇崗。
村民向環保局官員下跪
2007年5月,鮑家溝下游的衛東村村干部張淑德(音),帶著村民,向國家環保總局的暗訪檢查組跪下了。
下跪的村民說,他們奔走呼號多年,但根本解決不了當地日益嚴重的污染問題。他們的訴求隻有一個:治污!
檢查組更發現,蚌埠市5個排污通道中,水質全部超標。
2007年7月3日,時任國家環保總局新聞官的譚莉娟,向媒體講述了村民下跪一事。此后,輿論嘩然。
有評論說,下跪是中國環保最真實的困境,不堪忍受的村民起來“反抗”了,可他們維權無門,下跪成了唯一的籌碼﹔還有評論直指,該下跪的,是那些失職官員。
當天,被媒體稱為“潘旋風”的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痛陳環保治理困局,並向媒體公布環保總局的“殺手?”:即日起,對長江、黃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水環境污染嚴重、環境違法問題突出的6市2縣5個工業園區實行“流域限批”。曾被稱為“淮河明珠”的蚌埠市位列其中。
流域限批的意思,是停止審批這些地方境內或所屬的除循環經濟類項目外的所有項目,直到它們的違規項目徹底整改為止。
環保總局的“殺手?”,果然震動了整個蚌埠。時至今日,蚌埠市的官員,更習慣於將“流域限批”稱為“環保風暴”。現任長淮衛鎮黨委書記、時任長淮衛鎮鎮長的李含琨說,除了市裡的主管官員被免職,龍子湖區一個剛剛分管環保僅10多天的副區長,本來被提拔為蚌埠團市委書記已是“板上釘釘”,結果因為這場“風暴”,被處以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此后,蚌埠市成立了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市環保局、監察局對蚌埠18家存在環境違法的企業聯合挂牌督辦,蚌埠市司法部門對鮑家溝上游的4家違法排污企業進行司法調查。九採羅和仇崗另一家化工企業的企業法人,因“排放有毒有害物質”,被處以行政拘留15天。
1867個村民有1801個按了手印
幾年來的漫漫維權路,讓張功利擔心,像九採羅這樣“有背景”的企業,可能在“風暴”過后重新上馬。於是,他字斟句酌,給蚌埠市市長寫了一封信。
2007年7月的一個晚上,在燈光昏暗的村委會會議室,仇崗前任村主任拿著一份文稿,向在場村民大聲宣讀:“尊敬的市長和各級領導,為了社會和諧及幾萬人民的安全,我們強烈呼吁化工廠轉產!我們寧願捐錢幫助它轉產!”
接著,村民們一一在文稿后,按上鮮紅的手印,包括當時村委會的一些干部。
“仇崗當時有1867個村民,有1801個人簽了名!”說起當年的這一幕,張功利說,廣泛的“公眾參與”,是他們維權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
他也記得,那天晚上,他高舉著《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04年3月10日),國家主席胡鍧谥v話中提到,將對污染環境者嚴懲不貸,張功利像握住了堅定不移的真理一樣,慷慨激昂地告訴村民:“這是國家領導的話!”
在給市長的一封信上聯名簽字的那天晚上,張功利與家人一夜無眠。
磚頭像雨點一樣,越過他家的圍牆和小院,重重砸向玻璃窗。
更令人揪心的是,其中還夾雜著此起彼伏的槍聲……
“你可別把我們逼急了”
誰是幕后的主使者,似乎不言而喻。有人問張功利,你害怕嗎?張功利笑笑,搖搖頭:“我就一條不值錢的命,他們(主使者)的命,可比我值錢多了。”
2007年,曾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短片獎的楊紫燁來到村中。她沒有說明來意,只是默默記錄下村民們環保維權的過程,其中特別把鏡頭對准“帶頭人”張功利。
化工廠的老板,開始來張功利家裡拜訪。張功利說,有一年過年,對方帶著禮品來到家裡,還恭敬地喊他“張叔”,但他把對方勸退了。
“我對他說,錢掙多少算是多呢,差不多就行了。再說,要是昧著良心、損害老百姓的健康來掙錢,你們能心安理得嗎?”
張功利也見過,原本與他同一個陣線的村民,中途退出了。有的是因為受了恐嚇,有的則是因為金錢收買。有人問張功利:“你是帶頭人,人家肯定會給你更多的錢吧?”
張功利擺擺手,瞪大眼睛:“是錢重要呢,還是命重要呢?這可關系到全村老老少少的命呢。”
還有一次,張功利騎著電瓶車去城裡買豬飼料,化工廠的人一直跟著他,還放出狠話:“你可別把我們逼急了,狗急了還跳牆呢!”
張功利昂起頭:“我們早就被你們逼得跳牆了!”
小作坊放狗追咬治污官員
2007年,和張功利一樣,剛調任長淮衛鎮鎮長、“臨危受命”治理環保的李含琨,也開始了和化工廠的抗爭。
說起2007年的“環保風暴”,他記憶猶新。不過,“環保風暴”刮到蚌埠,李含琨多少覺得有些“倒霉”:“2004年,蚌埠市第二污水處理廠已經開始在仇崗征地,2007年正准備投入使用,沒想被逮住了,就趕得這麼巧。”
安徽蚌埠,流經仇崗村的鮑家溝沿線環境有了明顯改善,已有村民在河邊洗菜。記者陳中秋攝
兩家大型化工廠之外,仇崗還存在著30多家“十五小”(小電鍍廠、冶煉廠等的統稱)家庭作坊式排污企業。李含琨說,清理這些小作坊,和他們採取“非常手段”不無關系。
李含琨說,當時一位鎮黨委副書記,帶隊強制取締仇崗村一家小濾清器作坊時,被對方放出自家大狼狗追咬。他得知后,親自上陣,掄起木棍打跑了狼狗。為了保險起見,此后,常有佩槍的民警跟著,一起強制關停排污小作坊。
還有一次,為了關閉一家小電鍍廠,李含琨親自去做工作。本來這家廠答應得好好的,說第二天就關門。不料,第二天,李含琨去現場一看,電鍍廠還干得熱火朝天。“還有一隻大狼狗對著我叫,氣得我一腳把磅秤跺斷了,”李含琨說,“那可是實打實的鐵家伙”。
當時,狼狗被嚇得一聲不叫地躲進窩裡,李含琨的左腳也因此受了傷。
張功利承認,他們維權能最終取得成功,國家政策的改變、政府的態度也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隻有政府的決策好了,環保治污才能像螺絲一樣,越擰越緊,越擰越緊。”
村民在區政府門前拉起橫幅
2007年底,化工廠停工了,還賠償了村民損失。張功利過了一段舒心的日子。並且,因為在環保維權方面的突出表現,他被評為“CCTV2007年三農熱門人物”。捧著大紅証書,張功利驚喜不已,這也讓還在維權的他信心大增。
可是,2008年2月的一天清晨,剛起床的張功利發現,化工廠的煙囪,又開始往外噴出濃濃的黑煙了。化工廠還貼出告示,經政府同意,化工廠正式恢復生產。
因為憤怒,也因為害怕化工廠卷土重來,張功利組織了上百人,“全是勞動力”,到區政府門前拉起橫幅,要求化工廠盡快停工。
對於這件事,李含琨和張功利有著不一樣的說法。
李含琨說,當時是2007年年底,雙方並沒有發生沖突,事件的起因,只是因為鎮政府和村裡人溝通不到位。“當時已經通知企業限期搬遷,也通報給了村裡,但村裡可能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后來我們拿出通知給村民一看,他們看到上面寫明,化工廠將限期搬遷,就各自回家了,啥事都沒有。”
張功利則說,那一天,看到他拿著相機拍攝,長淮衛鎮一個主要領導去搶他的相機。其他村民不干了,打了這位領導。
回憶起來,張功利承認,他們當時的行為有些過激了。他認為,沖突不是最有效的環保維權方式。
“化工廠不搬我辭職回家”
2008年11月,眼看著化工廠仍像鐵板一塊,張功利開始籌措起經費。“每戶不許給多,一塊、三塊、五塊都可以,關鍵是要人人參與,爭取大家的支持。”他一點一點地籌集了三千多元。
“這筆錢有兩個用途,要是化工廠還不關,我就去北京上訪,拿這筆錢作路費﹔要是化工廠關了,就拿這筆錢做面匾額,送給咱們蚌埠市的環保局長。”
匾額上寫些什麼,張功利想了好久。“要寫感謝政府,總覺得有些別扭,因為,關停化工廠,本來就是我們應得的權益。”最后,張功利還是把“感謝政府”寫在了匾額上。
環保局局長勸張功利,匾額也不必送了:“老張,很慚愧讓你們受了這麼多年的委屈,這是我們虧欠大家的,我們還是低調一點吧。”
他還對張功利拍了胸脯:“你放心,到期了化工廠一定會搬,他們不搬,我這個環保局長就辭職回家。”
2008年12月20日,懷揣著矛盾心情的張功利起了個大早,他看見,化工廠的煙囪仍在冒著黑煙。“我就站在家門口看著,看著,生怕那一天化工廠停不了工。”
好在,那一天上午7點,張功利看著區裡來了6部車,強行對化工廠拉閘停電。滾滾的黑煙、污濁的廢水,終於偃旗息鼓。一家化工廠的老板轉行去養豬,九採羅則遷入了十幾公裡以外的化學工業園區。
張功利說,那一天,沒有歡呼、沒有慶功,畢竟這一天,他們已等了太久。
有媒體評價說,在村民與工廠長達近5年的對峙中,他們以傳統的智慧和現代的理性,引入了媒體、民間環保組織乃至政府的力量,學會了用法律、請願以及施壓的方式來保護自己的環保權益。張功利和村民的勝利,是一個中國農村成功公共參與環境維權的故事。
上奧斯卡影響國家形象了
2011年,楊紫燁以仇崗村民環保維權為主題的《仇崗衛士》,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短片獎提名。已恢復平靜的仇崗,再次被推往風口浪尖。仇崗因此成了許多蚌埠官員眼裡“特殊”的地方。
“仇崗村、鮑家溝都上奧斯卡,影響到國家形象了,還不夠特殊嗎?國家、省裡很重視。國家環保部、省環保廳給了專項資金,定期來驗收。”已任職長淮衛鎮黨委書記的李含琨說。
仇崗也再次成為媒體焦點。李含琨說,從來到長淮衛鎮至今,他至少接待過國內外幾百家媒體。“瑞士、英國、美國、意大利、日本,國內的媒體就更不用說了,有時一天就來十幾家。”
讓他記憶猶新的,是其中兩次喝涼水的經歷。
一次,一個跟蹤採訪的記者問李含琨:“你是鎮長?鮑家溝的水真的達標了嗎?”
李含琨回答:“環保部門說是達標了。”
那個記者立即掏出一個瓷碗來,對李含琨說:“你喝一碗試試。”
李含琨當即從鮑家溝裡盛上來一碗水,咕咚咕咚喝了下去。
還有一次,是在村民家裡。一位記者想知道,受到污染的地下水是否得到根本改善,請李含琨喝一杯井水。李含琨二話沒說,又喝了一杯。“因為我有自信,化工企業關停及水源整治之后,水質確實達標了。”
“仇崗發生這麼多事,是我們蚌埠市在環保問題上的一個恥辱。至今還是個傷疤,傷口剛愈合再揭開,很疼啊!原則上,我們不會揭開這個傷疤,但並不代表我們會忘了它。”李含琨說。
水泥路比城區厚4厘米
2013年2月28日,行走在仇崗村,許多人驚訝地發現,這裡早已“鳥槍換炮”。過去坑坑窪窪的土路,如今已被寬敞的水泥路面代替﹔鮑家溝如今又有了水鳥棲息,魚蝦游弋。
“看見沒,井蓋下面就是窨井,各家各戶的生活廢水直接通過地下窨井,排到旁邊的蚌埠市第二污水處理廠,城市裡也不過這樣。”李含琨跺跺腳下的窨井蓋說,他們把壞事變成好事,仇崗算是“因禍得福”了。
“為了他們村,可是花了大價錢了。”一個仇崗村的包村干部說。
“其他村也有村村通工程,但沒有哪個像仇崗這樣,村裡9條主路支路全部是水泥路,通到每戶家門口,僅這一項就花了400多萬元。”另一位包村干部說,上面對仇崗村很重視,“水泥路比市區修得都好,城區路面厚度才20厘米,仇崗的是24到2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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