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四万亿计划利大于弊 目前仍需投资为主
2012-10-19 09:21:14   来源：新浪   评论：0 点击：

　　林毅夫：或许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否能走出“新常态”的困境，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危机既然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应采取全球反周期的“超越凯恩斯主义”措施，即全世界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能消除增长瓶颈、短期能创造就业、中长期能够扩大提高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建设，以增加需求。如果规模足够大，其效果可以等同于过去单个国家在危机时实施货币贬值的效果，给发生危机的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
　　
　　《财经》：但一些学者担心，“寅吃卯粮”终究会被清算。
　　
　　林毅夫：传统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受到很大质疑。当失业率高的时候，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挖洞补洞”创造就业，这叫做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政策。但政府债务会因此增加，将来要靠税收增加以偿还现在的债务。老百姓预期将来税收要增加，当前即使有就业有收入，为了平滑消费也要开始增加储蓄。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公共负债不断增加，但是社会总需求并没有增加，危机依然走不出去。
　　
　　我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关键是怎么把公共债务用好，提高它的质量，短期创造需求、创造就业，从长期看不是“挖洞补洞”，而是用来消除一个国家增长瓶颈。这样，这种有效投资不仅短期创造就业、创造需求，从长期来看，生产力、生产率跟增长率也都会提高，政府税收就会增加。通过生产力、生产率、增长率提高所增加的税收偿债，老百姓负担就不会增加，政府才能创造就业、创造家庭收入，老百姓才敢花钱，各种需求因而增加。
　　
　　《财经》：投资于那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瓶颈、环境瓶颈的项目，是因为边际收益更高？
　　
　　林毅夫：是的，边际收益完全不一样。举个例子，纽约到华盛顿的铁路220英里，火车要走三个小时，如果是高铁的话一个小时就到了。从三个小时缩减到一小时，效率提高了不少。但和非洲一些落后国家没有铁路相比，同样建高铁，回报孰高孰低？
　　
　　《财经》：包括非洲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将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怎样的贡献？
　　
　　林毅夫：欧洲委员会估计，未来10年欧洲向基础设施投入约2.8万亿美元。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测算，美国在未来5年需要2.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世界银行(微博)估计，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为每年1.5万亿美元。其他测算数据更高，仅印度在未来5年就需要1万亿美元，拉丁美洲到2030年的电力需求约为43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为每年7500亿美元。
　　
　　麦肯锡公司预测，为应对持续投资不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扩大、城市化的加速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亚洲未来10年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将达到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将会使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过剩产能有了去处。
　　
　　1947年，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为“二战”后欧洲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物质保障，引领了欧洲的复苏。现在如果启动新的马歇尔计划，模拟测算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应增加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7%，全球GDP增长2%。全球经济将从“新常态”走向“新新常态”，发展中国家在提高增长率的同时，发达国家将恢复稳健增长，从而为结构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
　　
　　《财经》：不过，新马歇尔计划似乎应者寥寥？
　　
　　林毅夫：2010年G20首尔峰会发布了“首尔共同增长发展共识”，九条措施中的第一条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入。但是，当时主流意见认为，全球经济即将走出危机，所以就没有实际行动。那一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年会时，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潮流，我当时持保留态度，认为退出积极财政的时机未到，过早退出会使经济衰退重来。因此，更重要的是改善积极财政政策支出的质量，我很高兴看到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建议和我2010年的主张相同。
　　
　　《财经》：那么，资金何来？特别是投资非洲等地区，资金匮乏更成问题。
　　
　　林毅夫：发达国家可以用增发货币为财政赤字埋单，也可以用增发货币来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后者的效果会远好于前者。另外，大量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等亟需找到回报率更高的项目。仅各主权财富基金在2008年底管理的金融资产估计高达3.2万亿美元，它们已经开始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项目投资。新兴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协会估计，主权财富基金仅有18%的投资组合用于本国以外的新兴市场投资，其中只有小部分用于基础设施。
　　
　　在当前的经济动荡中，许多曾经被视为安全诱人的投资机会失去了吸引力。过去养老基金一般投资于政府的公债跟资本市场，如今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公债跟资本市场都不可靠了，政府的公债风险也增加了，加上资本市场流动性过剩、利率降低的背景下，投资回报率非常低，风险也非常大，这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对长期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了。
　　
　　从2008到现在，各成员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约有1.5万亿美元，加上专司基础设施投资的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助力，全球性的新马歇尔计划完全可行。
　　
　　《财经》：有一家投资非洲的股权基金，到2010年对27个非洲项目投资5.4亿美元，而这些项目在2010年的总投资额不过36亿美元。这是否说明，非洲的市场容量有限？
　　
　　林毅夫：短期内非洲市场当然无法取代欧美市场。美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四分之一，欧洲也占约四分之一，两者加起来就是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而非洲经济总量只占5%。
　　
　　但从边际收益上看，非洲显然更多。如果非洲发展快起来，它对资本品、消费品的需求都可以增加，它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正好是中国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可以提供的。现在美欧洲市场增长缓慢甚至萎缩，导致中国大陆等新兴经济体的生产过剩，若将手中过剩的资本、机器设备转移到非洲去，这也会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供丰富的机会。
　　
　　贫穷国家新机遇
　　
　　《财经》：新马歇尔计划让人想起新农村建设。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潮涌现象的产生，开始出现产能过剩，你曾据此提出了启动大规模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以消化过剩产能的对冲措施。
　　
　　林毅夫：是的，两者的道理完全一样，这是结构的差异。当你投资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后，除了短期投资所创造的需求外，未来当地收入增加，对消费的需求会增加，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有利于产业升级。
　　
　　《财经》：那么，产业转移又将沿着“雁行模式”在新兴市场展开？
　　
　　林毅夫：这一波的产业转移，我更愿意称之为“领头龙模式”，它和“雁行模式”的道理相同，区别在于量的不同。
　　
　　在过去20年间，中国出口产品构成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990年，中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和化工品占33.7%，制成品占66.3%；2009年，前者缩水至11.5%，后者扩容至88.5%，印证了产业升级。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已是中上等收入国家，相当于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四小龙在80年代初，产业开始转移时的水平。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是970万，在80年代韩国是230万人，中国台湾地区不到200万人，新加坡只有50万人；如今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规模全球领先，产业工人估计在8500万至1亿人之间，所以当年的日本、韩国等经济体是“雁”，我们是“龙”。
　　
　　非洲总人口约为10亿，制造业总就业人数却只有1000万左右。如果中国有10%的制造业岗位流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领头龙”现象足以使该地区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翻两番。同样，巴西和印度出现产业升级，也会向其他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转移就业机会。
　　
　　《财经》：制造业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是“雁行模式”的精髓。但以中国大陆为例，改革开放前，同样是劳动成本很低，产业转移却没有发生，经济发展也很迟缓。
　　
　　林毅夫：这是一个好问题。结构的变迁，成功不多，失败却不少。
　　
　　我做的研究显示，从1950年到2008年的58年内，只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或者更多，其中只有12个经济体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石油或者生产钻石的小国，这12个经济体大部分都在东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结构主义经济学盛行，鼓励普遍以农业为基础、经济总量远远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兴办与工业化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即进口替代战略或赶超战略。这一思路固然目标远大，却犯下了违背比较优势的致命错误。
　　
　　由于这些产品在国际上不具备成本优势，难以在市场上有效竞争，这些国家的政府给大量亏损企业提供保护，减少其投资和运营成本，包括授予国内市场垄断权、压低利率水平、高估本国货币币值、控制原材料价格等，干预导致资金、外汇和原材料的普遍短缺。结果，政府不得不通过行政渠道给这些企业直接提供资源，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全国计划，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信贷配给和投资、产业准入许可等。为便于实施，许多国家还依赖国有企业发展目标产业。
　　
　　保护政策还会产生其他成本，比如本国消费的产品组合不符合最有效率的选择；本国经济因为生产缺乏规模经济的少量产品，市场被分割，效率同样受损。保护政策还削弱了外国企业的竞争，鼓励有政治背景的人把持国内企业形成垄断寻租收益，增加投资和交易成本。
　　
　　我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详细论证了这一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后来的扭曲：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了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而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的“1.0版本”。
　　
　　《财经》：市场与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林毅夫：市场主导没错，但市场绝非万能。所以，不能这么简单地思考问题。
　　
　　在发展经济学“1.0版本”衰落之后，“华盛顿共识”兴起，即发展经济学“2.0版本”，强调以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做参照系，，通过休克疗法疗伤，发对政府干预市场。。
　　
　　我经常会谈到一个有趣的例子：智利曾长期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井，智利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30%—50%，上世纪70年代皮诺切特上台之后，推行“华盛顿共识”，但之后没能发展起新产业。智利人引以为荣的产业，比如制酒产业、三文鱼产业，基本上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政府大力推动发展的。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英特尔(微博)的电脑芯片大部分在中国台湾地区生产。英特尔为了分散化，准备在拉丁美洲找一个国家设厂，就看中了智利。但智利政府说，你来就来，跟我说干吗？英特尔说，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投资，我要基础设施、港口保证，智利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和矿业，人力资本结构不一样，你需要帮我配套。智利政府说那不行，市场必须是公平的，我不能去支持你一个产业。
　　
　　结果，哥斯达黎加接受了英特尔的条件，英特尔的投资就跑到那里去了。
　　
　　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够看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什么，并根据这些产业特性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就会丧失发展机遇。
　　
　　今天回首发展经济学1.0版本和2.0版本的失败，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财经》：后来东亚的成功，正是坚持比较优势理论的结果？
　　
　　林毅夫：在18世纪以前，西方国家花了大约1400年才实现人均收入翻番；到19世纪以后，这个过程仅用了约70年；到20世纪，则只需要35年。增长加速如此迅猛，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创新加速，以及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快速转型，各种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
　　
　　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不仅包括工业、技术升级以及经济的多元化，还应包括就业结构变迁(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进入高生产率的部门)，以及“硬”(有形)的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港口等，和“软”(无形)的基础设施如法律、教育、金融等的不断完善。目前经济学研究已经耗费巨大精力去关注技术创新，但对同等重要的结构变化问题却关注不够。
　　
　　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升级，资本从相对短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短缺，产业升级和转移即开始加速进行。
　　
　　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发展用了不到40年时间，中国大陆的速度更快。发展经济学家们从中应该能发现成功追赶的秘密，即符合比较优势的出口替代战略，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政府负责在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发展内在的协调问题、外部性补偿上多做文章，以降低交易费用。我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也就是发展经济学的“3.0版本”。
　　
　　《财经》：问题是，政府如何有效甄别比较优势和具备竞争力的产业？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rowthIdentificationFacilitationFramework)，为政策制定者在帮助企业顺利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设计了一套按部就班的方法，主要分为六个步骤：
　　
　　一，找出参照模型。通常，作为参照模型的国家与本国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过去二三十年快速发展，被模仿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在参照国已经成功生产超过20年。这类产业在参照国是夕阳产业，正好是本国的朝阳产业。
　　
　　二，看是否已有国内民营企业自发地进入第一步选定的新产业。有则意味着企业已经识别出此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政府可以考虑优先发展这些产业，帮助企业发展和其他企业进入，排除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降低交易成本，使该产业迅速具备国内国际竞争力。
　　
　　三，若选定的产业对本国是全新的，政府可以吸引参照国的企业来投资，它们会有积极性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政府要做的是解决外资企业投资的瓶颈障碍，同时采取便于国内私企进入这些行业的措施。
　　
　　四，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有些新产业最近才出现，除了第一步已经选择的产业外，政府还应该关注国内企业的自发创新，发现具有市场潜力的创新时应该帮助先行企业解决在进一步发展上的各种障碍。
　　
　　五，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基础设施较差、全国同步改善有难度的现实，设立工业园区进行局部改善，工业园区还有鼓励产业聚集的优越性。与同等发展程度国家的竞争优势是专业化，需要有产业集群。
　　
　　六，政府可对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先行企业给予一定的补偿激励：可以是一段时间内的企业所得税豁免，或提供共同投资的资金，或获取外汇的优先权以进口关键设备，或优先获得金融服务。
　　
　　通常而言，在市场大潮中起伏的企业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但是，单个企业解决不了产业升级所必然产生的协调和外部性问题，政府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政府之手的作用不可或缺，结构主义时期是过犹不及，华盛顿共识时期是不及犹过。
　　
　　《财经》：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内的贫穷国家，将会在这一轮危机中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
　　
　　林毅夫：危机即转机。贫穷国家，包括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除了确保资源财富得到妥善管理，还应把部分财富投入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以促进这些国家向非资源产业部门的多元化转型，创造就业机会并实现包容性增长，从而把“资源诅咒”变成“资源祝福”。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路径
　　
　　《财经》：之前你谈到了美元等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其一国货币和全球货币角色之间的冲突，是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源。即使通过新马歇尔计划力推全球共赢，但病根未除，同样的危机可能再度发生。
　　
　　林毅夫：确实如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始于1944年，确定了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而美元与黄金形成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兑换价。该体系于1973年崩溃，黄金退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舞台。但无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还是之后，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只要一国货币继续充当国际货币的角色，作为货币储备国的本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冲突就继续存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原因，与本轮金融危机一样，根源在于美国：由于越南战争的财政需要和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带来的社会支出增长，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明显转向扩张，赤字扩大，结果导致货币黄金储备在1968年遭遇投机性攻击。
　　
　　在数年波动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财经》：正是看到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人民币国际化开始加速。多元储备货币体系似乎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林毅夫：不，多元储备货币体系风险极大。从本质上来讲，这仍然是一国货币充当全球埋单者的角色。
　　
　　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如果能够稳定，需要国际储备货币国的经济结构没有重大缺陷。但美国、欧盟和日本，以及新兴经济体，哪个国家和地区不存在结构问题？只要结构问题存在，该国货币就一定会遭到投机性攻击。
　　
　　去年欧债危机发生时，瑞士法郎和日元成为避险货币，大量热钱流入，这两种国际储备货币迅速升值。而新兴市场则在大量热钱流入之后，接着又大量流出。这种大量流入、流出，与国内经济环境和利率等基本面无关。例如巴西，就出现了资金的大量流入和流出的情形。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个内在不稳定，在于国际投资者的“羊群效应”模式。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对冲基金等会放大最初的波动，导致大规模资本流动以及汇率和利率的大幅度波动。安全资产的供需不平衡，可能通过“短期波动加剧、羊群效应以及主权债务挤兑”等多种途径影响全球金融稳定。
　　
　　《财经》：但作为国际货币储备国，会拥有铸币税收益。
　　
　　林毅夫：不能这样理解，铸币税的收益难抵汇率波动风险。目前，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每年铸币税收益在800至900亿美元。而铸币税只能由参与货币篮子的国家分享，未来如果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每方铸币税收益不过300亿美元。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汇率大幅波动，资金大额进出的风险远远超过了铸币税收益。
　　
　　《财经》：换言之，如果国际货币体系没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应暂缓或严控规模？
　　
　　林毅夫：是的，而且要高筑墙，把洪水拦在坝外。考虑到上述风险，在凯恩斯当年“班柯”货币构想的基础上，我建议创立一种未来的国际货币，它拥有纸币的灵活性，足以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同时又与黄金等商品相似，属于国家货币体系以外的货币。这种货币可以保持稳定的汇率，又不会造成金本位的通货紧缩趋势，我将之命名为“纸黄金”。
　　
　　纸黄金如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将由一家国际中央银行根据国际协议规定发行。各国将同意，纸黄金可以用于所有产品、服务、大宗商品和证券的国际结算。纸黄金将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价值储藏、交易中介以及会计标准的作用。
　　
　　纸黄金的供给将严格遵守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或修订后的泰勒法则)，其依据是对世界经济和资产交易增长的预测，K的确切数值由创始国际协议设立的独立专家委员会决定。
　　
　　纸黄金铸币税可以用于支付国际发行机构的运营成本，并用于支付全球公共品的生产。
　　
　　各国可以保留本国货币，但必须与纸黄金建立固定汇率。汇率平价的调整需要得到国际货币机构的允许，而且只能在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情况进行。
　　
　　纸黄金储备可与当前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外汇储备、黄金、特别提款权和预先确定的一定数量的本国货币组合交换。各国可以使用以纸黄金为面值的资金冲销国际支付的失衡。
　　
　　《财经》：3年半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曾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构想，他谈到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这与你所说的纸黄金有何区别？
　　
　　林毅夫：特别提款权是以储备货币国的货币为基础，所以，货币储备国的本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冲突会继续存在，根本矛盾仍然得不到解决。
　　
　　《财经》：上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之时，美国经济总量占到了全球一半，如今虽然缩水为四分之一弱，但仍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颇大影响。欧盟经济总量占据了另一个四分之一，加上日本和中国，改革绝非易事。
　　
　　林毅夫：“新常态”下，汇率的大幅波动，资金的大进大出所造成的巨大风险，会让纸黄金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如果这一构想迟迟不能实现，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又一场新危机。改革现行货币体系或将因此而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