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四万亿计划利大于弊 目前仍需投资为主
2012-10-19 09:21:14   来源：新浪   评论：0 点击：

　　下篇：“超越发展瓶颈”
　　
　　投资是远期消费
　　
　　《财经》：你此次归国后，曾在一些场合谈到，中国当前仍然要以投资为主而非以消费为主，并认为“四万亿”刺激计划利大于弊。这引发了很多争议。
　　
　　林毅夫：首先，“四万亿”利大于弊。最大的益处在于保住了就业，弊端则是不应以货币政策为主，而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后来出现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但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四万亿”计划，这与我国的信贷管理体制有着内在关联。
　　
　　其次，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消费是在当期是需求，但是，消费完了就没有，所以，不可持续。，投资当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转为生产力，可以创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中国已是中等收入国家，但距离高收入国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高铁建设可能有些超前，但从长期来讲，这是符合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瓶颈项目。农村的基础设施普遍严重不足，城市的基础设施也需完善，地铁多修一些不是问题。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中国产业仍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也有不少基础设施仍待改善。如果废弃了投资，如何提高生产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何通过基础设施完善来降低阻碍经济增长的高交易费用？
　　
　　《财经》：你曾谈到，目前中国政府负债率不超过GDP的40%，与60%的国际警戒线相去甚远，因此仍具投资能力。但是，这一统计如计入养老金等远期负债，情况可能很不乐观。
　　
　　林毅夫：但中国仍存在大量国有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当年理应划拨给社保基金。如果算上这一块，中国政府负债率甚至会低于GDP的40%，投资能力无忧。
　　
　　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釜底抽薪”
　　
　　《财经》：主流观点认为，当前消费比例偏低，内需不振。
　　
　　林毅夫：问题是你要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所谓扬汤止沸，是指增加富人税收，增加对穷人的转移支付。但这是在一次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下的二次分配，无异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所谓釜底抽薪，就是彻底解决一次分配的不公，把长期以来的体制扭曲加以更正。一般来说，高收入群体储蓄倾向高，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如果一次分配的收入向后者倾斜，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会增加。目前我们应该做的是消除双轨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不利于收入公平分配的扭曲。
　　
　　首先，要改善金融结构，大力发展中小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我们都知道，大银行天然具有为富人和大企业服务的倾向。其次，改革资源税费，让资源产业变成一个与风险对应的正常盈利行业。再次，垄断性行业要开放竞争。一些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存在有必然性，但行政垄断不可取。改革开放30余年来，原先需要保护方能生存的重化工业，如今已具备比较优势，那么，原有的双轨制使命已经终结，这些保护国有企业的扭曲应该取消，并且，向民资开放就顺理成章，“民营36条”亟需落实。
　　
　　如果这三条不改，收入分配改革如何能竟全功？内需如何提振？
　　
　　《财经》：大力发展中小银行，仍是走间接融资为主的道路。而央行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给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比较优势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一国的配套措施则内生于此。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最终获利者仍是大企业和富人，因为要发行债券等产品，需给投行等中介机构付费，价格不菲。具有规模效应，适合大企业的融资需要，中小企业则负担不起。
　　
　　一国的金融结构也好，其他软硬基础设施也罢，都内生于该国的实体经济的需要。实体经济当然在不断变化，如果发展到美欧的水准，多层次资本市场自然水到渠成。
　　
　　《财经》：你曾在不同场合提及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哪些改革举措落实到位，增长潜力才会被充分挖掘出来？
　　
　　林毅夫：如果把中长期发展的瓶颈消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增长8%就有可能实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按照这一标准，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和美国的比较水平。这四个经济体之后维持了20年的8%左右的增长，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以上。它们都是中国未来20年拥有8%经济增长潜力的参照系。
　　
　　但是，8%的增长潜力和8%的增长之间的差异，在于改革是否到位，产业转移和升级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许多人的误解在于断句取义，割掉了“潜力”二字。
　　
　　如何界定“政府之手”
　　
　　《财经》：目前政府介入微观经济颇多，加之腐败频发，社会公平缺失等问题交织，很多学者提出应限制政府之手过度干预经济，而你在阐述新结构经济学、新马歇尔计划当中，比较强调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我认为不能因噎废食。首先，收入分配改革的三条釜底抽薪之策，从某种角度而言，抽的正是“腐败”这根“薪”。其次，即使在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也存在诸多行政干预，诸如专利、政府对基础科研的支持、政府采购、行政命令等。在基础科研方面，发达国家的财政经费也不是无限的。既然有预算约束，你就要选择了。选择的标准，无非是哪个课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更大而已。
　　
　　同样，政府采购A，为什么不采购B，也存在选择。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也有行政命令，比如说新能源在10年后要达到多少比重，本质上讲，这就是产业政策。
　　
　　第三，后发国家在选择比较优势产业之时，因有先例可循，具备信息优势，政府因势利导之手就更容易成功。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果像前面所举的智利的例子，放弃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就是自废武功。
　　
　　《财经》：国内一些学者非常反对政府主导产业政策，认为产业园区等措施扭曲了价格信号，让一些不可行的项目变得可行。
　　
　　林毅夫：我们要看到，尽管有瑕疵，比如地方政府的某些产业政策可能错误，但由于预算法没有开口子，地方政府并无举债权，补贴不可能太多，错误的政策不可能走得太远。
　　
　　总体上，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选准了具备了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出口导向战略，较大限度地发挥了自身的后发优势。否则，无法取得30多年年均增长9.9%的成绩。
　　
　　绕开陷阱
　　
　　《财经》：在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之后，中国需要避免的陷阱是什么？
　　
　　林毅夫：大概需要避免三个陷阱。
　　
　　首先，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蕴藏着巨大风险。
　　
　　当前短期投机资本在全球流动，即使是发达的货币储备国也蒙受其害。那么，过快的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将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关键问题是，不仅汇率、利率“两率”改革滞后，中国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善，债券市场规模过小。一个大浪过来，打到大洋里无声无息，打到小河里会翻船。
　　
　　我在2009年初一篇名为《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的文章中提出，当前需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指的是对外国直接投资要欢迎，但是，尚不能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对短期资本流动和外资在我国的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投资要有管制。
　　
　　“广积粮”是指要继续保持较大的外汇储备，在发生危机时现金是王。，人民币宁可要保持升值的预期，不要出现贬值的压力。
　　
　　“缓称王”是指还需要继续韬光养晦，利用我国当前的内外有利条件，推动改革，完善各种体制，以提高竞争力，不要急于把人民币变为国际储备货币。
　　
　　《财经》：八、九年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500亿美元，你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保持这一规模的外储足矣。如今外储已是彼时的9倍，你却说要保持较大的外储。
　　
　　林毅夫：约束条件已经生变，当时国际货币体系并未爆发金融危机，几个主要货币储备国也未动用货币宽松政策，风险也没现在这么大。
　　
　　保持较大规模的外储，并非是建议政府刻意为之，而是顺应比较优势，顺势而为即可。
　　
　　《财经》：中国持续发展需要绕开的第二个陷阱是什么？
　　
　　林毅夫：不改革的陷阱。从广义考虑，“广积粮”还应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源价格改革、城乡格局改革等以提高我国的经济体质和竞争力。刚才已经谈到，债券市场规模过小，应加速发展，为地方发展助力。
　　
　　《财经》：既然预算法没有给地方债券打开缺口，如果地方政府选错了产业，就不会错得太离谱。如果地方政府有了举债权，会不会产生集中力量办坏事的风险？周小川行长在近期也提出了赋予地方发债权的主张，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林毅夫：地方政府距离经济活动、比较优势产业更近，看得更清楚，但长期以来，事权与财权并不匹配。“四万亿”投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普遍采用了地方融资平台作为载体，通过期限错配的方式筹集资金，进一步反映出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扭曲。
　　
　　因此，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合情合理。问题是，在授予地方政府发债权的同时，也需要赋予地方人大切实的预算管理权力。
　　
　　《财经》：如此一来，不仅地方政府与人大的横向关系发生了质变，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也将质变。
　　
　　林毅夫：这是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在这项改革未落实到位前，地方发债仍然需要中央政府的认可和规范。
　　
　　《财经》：第三个陷阱又埋在哪里？
　　
　　林毅夫：这个陷阱是良好的愿望与实际条件的差异，就是结构主义旗下的赶超陷阱，直到今天，这一思路仍有着非常大的市场，政府也好，学者也罢，经常强调“抢占制高点”。这些愿望经常会成空，付出不少代价。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这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
　　
　　林毅夫：我给你举个例子。前苏联在航天产业上一直不落后于美国。在外太空的竞争可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竞争，而是一系列产业的竞争，包括化学工业、材料工业、电信工业等等。
　　
　　《财经》：以前苏联体量之大、自然资源之丰富，当然有可能与美国在最尖端的产业上竞争。
　　
　　林毅夫：问题就在这里。前苏联决定跟与美国在航天工业上竞争时，前苏联作为中等收入国家，这些产业不是它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与航天有关的一系列产业都需要补贴。。由于资源都被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抢走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匮乏，其发展自然不可持续。
　　
　　《财经》：这是前苏联和俄罗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吗？
　　
　　林毅夫：是主要原因。
　　
　　《财经》：然而，这些产业不该发展吗？
　　
　　林毅夫：当然，有些产业是国防安全上不可或缺的，不能不发展。除此之外，经济发展仍然应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总体水平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也就是人均的资本丰富程度，要提高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总体水平的前提是提高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资本来自于剩余的积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创造最大的剩余，投资的回报率也会最高。
　　
　　因此，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会最快，等要素禀赋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也就会在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也同样具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市场上不靠保护补贴就可以直接和它们竞争。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拔苗助长的愿望是好的，但最后总是欲速不达，而根据比较优势按部就班发展反而更快、更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