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盗窃肆无忌惮 因有法律做靠山
2015-09-14 12:01:05 来源：腾讯 评论：0 点击：
导语：近日，一段白衣女子疯狂行窃的视频火遍网络，白衣女子盗窃时的那份“淡定”和有恃无恐让人震惊不已。淡定的缘由在她被抓后揭晓：她已怀孕3个月。上海警方表示，去年上半年，白衣女子唐某已有7次盗窃前科，均被取保候审或治安处罚不予执行，因为当时她也处于孕期。近年来，孕妇身份俨然成为一些女性盗窃犯的“护身符”，这种现状亟待改变。
借“孕”盗窃胆更大
在摄像头下白衣女子明目张胆盗窃手机
说起盗窃，每个人都不陌生，即使没有被盗的经历，也会听过各类盗窃案件。但与鬼鬼祟祟混迹于人群之中，趁人不备突然下手的普通小偷不同，“两怀妇女”（常指正在怀孕的妇女和哺乳期的妇女）行窃更显肆无忌惮，表现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是不顾地点。商场柜台下有摄像头是常识，在本案中，唐某依然敢行窃；还有借“孕”盗窃者把手伸向了儿科门诊，专门盗窃带孩子看病的母亲，安徽芜湖市就曾破获过这类案件。
二是再犯案率高，对犯罪事实大包大揽。本案中的唐某在已有7次盗窃前科的情况下，近期又至少参与过8起盗窃案；在2010年浙江破获的一起特大孕妇团伙盗窃案中，一名叫朱青的女子竟被警方抓过34次，但因作案时不是怀孕就是处在哺乳期，她没有一次被关押。
由于孕妇犯罪处罚较轻，东莞万江的一个盗窃团伙甚至形成了这样的潜规则：一旦被警方抓获，其他人会把犯罪事实推到孕妇或者“奶妈”（处在哺乳期中的妇女）身上；孕妇或“奶妈”也会大包大揽，把所有犯罪事实承认下来。可以推断，这种潜规则在国内类似的盗窃团伙中也会同样适用。
孕妇盗窃团伙杭州受审，她们很多人不止一次拿“孕妇”做挡箭牌了
法律的“保护”给了她们底气
“两怀妇女”盗窃如此肆无忌惮，主要是因为相关法律对她们的“保护”非常完善，让她们难有牢狱之灾。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取保候审；刑法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怀孕女性，满足一定条件的，应当宣告缓刑；即使被判处监禁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4条规定，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也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据《法制日报》报道，2011年至2013年，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共审理了157名女性盗窃犯罪案件，其中怀孕、哺乳期妇女盗窃的有57人，占到女性盗窃罪犯的36.7%；57名怀孕、哺乳期妇女判处缓刑的有46人，占80.7%；判处实刑的11人中，有8人客观上未达到羁押条件，实际上是监外执行或暂未执行监禁刑。只有3名怀孕、哺乳期盗窃的妇女被判处实刑并实际执行了监禁刑。而犯罪时非怀孕或哺乳期盗窃的妇女被判处缓刑的仅有12%。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由于监外执行机制仍不成熟，监外执行也成了一些孕妇逃脱刑罚的工具，《检察日报》就曾经披露过两个以哺乳期为借口，“监外执行”了四五年的案例。
不只是法律过度保护孕妇，实际执行中孕妇也是“烫手山芋”
相比于一些国家或地区怀孕妇女也要坐牢，甚至分娩时孕妇还带着脚镣的做法，中国对于“两怀妇女”可谓非常人道，也常有人把这当成中国女犯权益高于他国的一个明证。然而，优待孕妇的原因不止于此。
一则案例，看狱中产子这块山芋有多“烫手”
2008年，孕妇吴某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并进入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按照当时的刑诉法，吴琼是重刑犯，不符合监外执行规定，“女监从1984年建监以来，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吴琼这种情况”，她的孩子怎么办成了一个大问题。
因为吴某无力负担生产费用，其家人和孩子父亲（被吴某所杀）的家人也不愿意出这笔费用。为此，浙江省政法委、司法厅、监狱管理局等部门进行了专门协商，最后约定：产前由女监负责收押，孕期、产期的检查、医疗费用由监狱、瑞安市政府共同承担。
这之后，监狱医务室妇产科医生为她制定了产前保健计划，并提供营养餐；吴某在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分娩后，监狱专门花3000元请了保姆，并安排四组女警，每天24小时轮流陪护；孩子在出生一周后，在浙江省政法委的协调下，孩子被当地福利院接收，吴琼仍回监狱服刑。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因为福利院只能接收孤儿，需要吴某放弃抚养权，而吴某坚决不愿意，最后民政和公安部门特事特办，将孩子的户口落到了福利院的集体户口上，孩子上学、医疗都纳入国家财政经费，才算解决了问题，而这是“福利院建立以来独一无二的”。
发生在浙江省女子监狱的这个案例，反证狱中产子之艰难
成本高风险高，不收怀孕女犯顺理成章
常有学者责备司法机关执法过于教条，将刑诉法中“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可以”理解为“怀孕或哺乳期妇女违法犯罪不受拘留、逮捕等羁押”，在执法过程中走了样。
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上文中的案例已经说明了收监孕妇的成本有多高。光是成本高，但考虑到影响好，或许尚可接受；而风险高则让公安、看守所、监狱各方都害怕。因为利用孕妇身份犯罪的女性，常常多次重复流产、怀孕这一过程，身体大受损害的同时，也更易流产。在一些案件中，民警一抓到这类孕妇，她们就躺到地上“喊叫肚子痛”，这让警察“压力山大”，往往抓了放、放了抓、抓了又放……更让警察倍感挫折；看守所羁押条件差，如果造成孕妇流产或一尸两命，看守所吃不了兜着走，所以看守所一般不收孕妇；而按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使被判无期徒刑的女囚，若怀孕或处于哺乳期，也可以暂时在狱外服刑，上文中吴某的案例也很难再现。
由此可见，与其说是保护女囚权益，相关部门执法太机械，不如说是山芋太烫手，谁都不想背包袱。
正义需要成本，“烫手山芋”不能没人接
入狱和保护怀孕女犯权益并不冲突
常有人认为，无论女子监狱条件如何改善，总是无法与原来的家庭环境相比，因此对“双怀妇女”给予不坐牢的优待总不会错。但这种想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借怀孕身份进行盗窃的人常常来自社会底层，谋生手段匮乏；不盗窃，很可能要靠救济为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坐牢，女犯也难抚养好婴儿。
而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怀孕女性服刑虽有一定优待，但并非不用坐牢。相反，由于拥有必要的孕期护理条件和婴儿保育设施，一些国家的女囚狱中产子很寻常：自2005年4月到2008年7月，一共有283名婴儿在英国女子监狱降生；美国司法统计局在2008年的调查显示，约有3%到4%的女罪犯会在监狱中产子；在我国台湾地区，监狱中的怀孕女囚会被安排做一些较轻巧的工作，女囚生产时，会被安排到公立医院分娩，并会按女囚犯的意愿，让她在狱中照顾婴儿，直到婴儿三岁；入监妇女也可以把不满三岁的孩子带入监狱照顾。
孩子在身边，能够给予母亲亲情的慰藉，有利于女囚改造；对于很多身陷犯罪团伙的女性罪犯来说，监狱中产下的婴儿衣食不会缺乏，生活环境也比外界正常。如果我国的监狱为怀孕女囚提供足够的孕期护理和保育条件，虽然狱中育婴，对孩子影响好坏尚有争议，但对很多因生活窘迫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来说，狱中产子的好处非常明显。
可见，入监服刑也可以维护怀孕女囚的权利，而孕妇犯罪“不坐牢”，则是把孕妇犯罪这个“烫手山芋”扔到了百姓手中，不仅有损社会正义，更有“懒政”之嫌。
轻纵孕妇犯罪还会引发私刑，立法初衷亦难实现
优待怀孕罪犯的初衷也许是想给予她们人道关怀，更人性化的法律也确实值得尊敬，但仅有美好的初衷，铺就的常常是通往地狱的道路。
不久前，一条对孕妇盗窃者实行私刑的视频曾引爆网络。在浙江临海市涌泉镇，一名孕妇被反手捆绑在电线杆上，遭到一名男子辱骂和殴打，旁边有不少人围观，但无人劝解。开始时，舆论一边倒的斥责打人者，而后剧情反转，原来被打的孕妇是名惯偷，打人者还被行政拘留8天，舆论随之反转，不乏对打人者的同情之声。
如果怀孕依旧是犯罪的“挡箭牌”，那么发生在小镇上的私刑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
结语
社会正义的实现需要成本，无论是提高监狱的保育条件，还是对孕妇犯罪投入更多的执法力量。在有些时候，这样的投入非常值得。相反，轻纵孕妇，不见得是保护她们的最好方式，反而容易成为一种懒政。
借“孕”盗窃胆更大
在摄像头下白衣女子明目张胆盗窃手机
说起盗窃，每个人都不陌生，即使没有被盗的经历，也会听过各类盗窃案件。但与鬼鬼祟祟混迹于人群之中，趁人不备突然下手的普通小偷不同，“两怀妇女”（常指正在怀孕的妇女和哺乳期的妇女）行窃更显肆无忌惮，表现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是不顾地点。商场柜台下有摄像头是常识，在本案中，唐某依然敢行窃；还有借“孕”盗窃者把手伸向了儿科门诊，专门盗窃带孩子看病的母亲，安徽芜湖市就曾破获过这类案件。
二是再犯案率高，对犯罪事实大包大揽。本案中的唐某在已有7次盗窃前科的情况下，近期又至少参与过8起盗窃案；在2010年浙江破获的一起特大孕妇团伙盗窃案中，一名叫朱青的女子竟被警方抓过34次，但因作案时不是怀孕就是处在哺乳期，她没有一次被关押。
由于孕妇犯罪处罚较轻，东莞万江的一个盗窃团伙甚至形成了这样的潜规则：一旦被警方抓获，其他人会把犯罪事实推到孕妇或者“奶妈”（处在哺乳期中的妇女）身上；孕妇或“奶妈”也会大包大揽，把所有犯罪事实承认下来。可以推断，这种潜规则在国内类似的盗窃团伙中也会同样适用。
孕妇盗窃团伙杭州受审，她们很多人不止一次拿“孕妇”做挡箭牌了
法律的“保护”给了她们底气
“两怀妇女”盗窃如此肆无忌惮，主要是因为相关法律对她们的“保护”非常完善，让她们难有牢狱之灾。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取保候审；刑法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怀孕女性，满足一定条件的，应当宣告缓刑；即使被判处监禁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4条规定，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也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据《法制日报》报道，2011年至2013年，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共审理了157名女性盗窃犯罪案件，其中怀孕、哺乳期妇女盗窃的有57人，占到女性盗窃罪犯的36.7%；57名怀孕、哺乳期妇女判处缓刑的有46人，占80.7%；判处实刑的11人中，有8人客观上未达到羁押条件，实际上是监外执行或暂未执行监禁刑。只有3名怀孕、哺乳期盗窃的妇女被判处实刑并实际执行了监禁刑。而犯罪时非怀孕或哺乳期盗窃的妇女被判处缓刑的仅有12%。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由于监外执行机制仍不成熟，监外执行也成了一些孕妇逃脱刑罚的工具，《检察日报》就曾经披露过两个以哺乳期为借口，“监外执行”了四五年的案例。
不只是法律过度保护孕妇，实际执行中孕妇也是“烫手山芋”
相比于一些国家或地区怀孕妇女也要坐牢，甚至分娩时孕妇还带着脚镣的做法，中国对于“两怀妇女”可谓非常人道，也常有人把这当成中国女犯权益高于他国的一个明证。然而，优待孕妇的原因不止于此。
一则案例，看狱中产子这块山芋有多“烫手”
2008年，孕妇吴某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并进入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按照当时的刑诉法，吴琼是重刑犯，不符合监外执行规定，“女监从1984年建监以来，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吴琼这种情况”，她的孩子怎么办成了一个大问题。
因为吴某无力负担生产费用，其家人和孩子父亲（被吴某所杀）的家人也不愿意出这笔费用。为此，浙江省政法委、司法厅、监狱管理局等部门进行了专门协商，最后约定：产前由女监负责收押，孕期、产期的检查、医疗费用由监狱、瑞安市政府共同承担。
这之后，监狱医务室妇产科医生为她制定了产前保健计划，并提供营养餐；吴某在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分娩后，监狱专门花3000元请了保姆，并安排四组女警，每天24小时轮流陪护；孩子在出生一周后，在浙江省政法委的协调下，孩子被当地福利院接收，吴琼仍回监狱服刑。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因为福利院只能接收孤儿，需要吴某放弃抚养权，而吴某坚决不愿意，最后民政和公安部门特事特办，将孩子的户口落到了福利院的集体户口上，孩子上学、医疗都纳入国家财政经费，才算解决了问题，而这是“福利院建立以来独一无二的”。
发生在浙江省女子监狱的这个案例，反证狱中产子之艰难
成本高风险高，不收怀孕女犯顺理成章
常有学者责备司法机关执法过于教条，将刑诉法中“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可以”理解为“怀孕或哺乳期妇女违法犯罪不受拘留、逮捕等羁押”，在执法过程中走了样。
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上文中的案例已经说明了收监孕妇的成本有多高。光是成本高，但考虑到影响好，或许尚可接受；而风险高则让公安、看守所、监狱各方都害怕。因为利用孕妇身份犯罪的女性，常常多次重复流产、怀孕这一过程，身体大受损害的同时，也更易流产。在一些案件中，民警一抓到这类孕妇，她们就躺到地上“喊叫肚子痛”，这让警察“压力山大”，往往抓了放、放了抓、抓了又放……更让警察倍感挫折；看守所羁押条件差，如果造成孕妇流产或一尸两命，看守所吃不了兜着走，所以看守所一般不收孕妇；而按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使被判无期徒刑的女囚，若怀孕或处于哺乳期，也可以暂时在狱外服刑，上文中吴某的案例也很难再现。
由此可见，与其说是保护女囚权益，相关部门执法太机械，不如说是山芋太烫手，谁都不想背包袱。
对于司法部门来说，孕妇入监非常烫手
正义需要成本，“烫手山芋”不能没人接
入狱和保护怀孕女犯权益并不冲突
常有人认为，无论女子监狱条件如何改善，总是无法与原来的家庭环境相比，因此对“双怀妇女”给予不坐牢的优待总不会错。但这种想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借怀孕身份进行盗窃的人常常来自社会底层，谋生手段匮乏；不盗窃，很可能要靠救济为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坐牢，女犯也难抚养好婴儿。
而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怀孕女性服刑虽有一定优待，但并非不用坐牢。相反，由于拥有必要的孕期护理条件和婴儿保育设施，一些国家的女囚狱中产子很寻常：自2005年4月到2008年7月，一共有283名婴儿在英国女子监狱降生；美国司法统计局在2008年的调查显示，约有3%到4%的女罪犯会在监狱中产子；在我国台湾地区，监狱中的怀孕女囚会被安排做一些较轻巧的工作，女囚生产时，会被安排到公立医院分娩，并会按女囚犯的意愿，让她在狱中照顾婴儿，直到婴儿三岁；入监妇女也可以把不满三岁的孩子带入监狱照顾。
孩子在身边，能够给予母亲亲情的慰藉，有利于女囚改造；对于很多身陷犯罪团伙的女性罪犯来说，监狱中产下的婴儿衣食不会缺乏，生活环境也比外界正常。如果我国的监狱为怀孕女囚提供足够的孕期护理和保育条件，虽然狱中育婴，对孩子影响好坏尚有争议，但对很多因生活窘迫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来说，狱中产子的好处非常明显。
可见，入监服刑也可以维护怀孕女囚的权利，而孕妇犯罪“不坐牢”，则是把孕妇犯罪这个“烫手山芋”扔到了百姓手中，不仅有损社会正义，更有“懒政”之嫌。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乔奇拉市的山谷州立女子监狱每年都有约340名婴儿降生，图为孕妇在孕检
轻纵孕妇犯罪还会引发私刑，立法初衷亦难实现
优待怀孕罪犯的初衷也许是想给予她们人道关怀，更人性化的法律也确实值得尊敬，但仅有美好的初衷，铺就的常常是通往地狱的道路。
不久前，一条对孕妇盗窃者实行私刑的视频曾引爆网络。在浙江临海市涌泉镇，一名孕妇被反手捆绑在电线杆上，遭到一名男子辱骂和殴打，旁边有不少人围观，但无人劝解。开始时，舆论一边倒的斥责打人者，而后剧情反转，原来被打的孕妇是名惯偷，打人者还被行政拘留8天，舆论随之反转，不乏对打人者的同情之声。
如果怀孕依旧是犯罪的“挡箭牌”，那么发生在小镇上的私刑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
浙江临海市涌泉镇殴打孕妇视频截图
结语
社会正义的实现需要成本，无论是提高监狱的保育条件，还是对孕妇犯罪投入更多的执法力量。在有些时候，这样的投入非常值得。相反，轻纵孕妇，不见得是保护她们的最好方式，反而容易成为一种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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